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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拉统方案件判决的法理解读 一、 审判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2012年8月，上海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工会”事件。被告人徐某系上海市杨浦区某医院信息科信息员,利用其负责医院计算机和网络管理、维护、制作医保统计报表、医保对账等职务便利,从医院电脑网络中获取药品使用情况的信息,提供给多家药业公司的业务员,并收受“拉单费”合计人民币12万余元。徐某最终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无独有偶,经过笔者对上海市类似案件判决的相关调查后发现,杨浦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信息员陈某受贿案3、嘉定区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信息科科长黄某受贿案4、嘉定区某医院药剂科门诊药房、住院药房处方调配员徐某受贿案5、嘉定区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公室信息管理员丁某受贿案6,均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获刑。但是,司法实践中并非总是这样认定,例如,该市虹口区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网络信息员、信息管理员吕某受贿案7、闸北区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网络管理员金某受贿案8等在审理中被告人均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并最终以受贿罪定罪量刑。 显然,导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审判机关对行为主体身份的定性标准不一致。“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标准究竟如何设定与理解,在判案过程中分歧意见明显,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信息管理员是“依据本单位计算机网络已生成的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制作医保统计报表、医保对账单等报表,不具备法定意义上统计员的职责;同时,其向医药公司业务员有偿提供相关药品的医生处方用量情况,也是对计算机系统上形成的相关信息进行汇总、整理,不具有对本单位国有财产进行管理支配的权限”,9因此不应以国有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论处。第二种观点认为:“除了对计算机设备及其配件进行维护、保养、采购之外,还对本单位的网络信息予以维护,对医生的工作量包括业务总金额、看病人次、人均费用、药品所占业务总金额的比例等进行统计、汇总,监控医生超量或异常用药情况,及时向院办公室汇报,并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安全性和保密性。”10这些行为都是管理、监督国有资产的具体表现,从事的活动具有公务性质,因此,被告人应当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中有关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的条款作了补充修改和完善,将主体范围由“公司、企业工作人员”扩大到“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加大了打击力度。但是由于新型贿赂犯罪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依然会面临诸多疑难问题。比如,受贿主体的范围几经变迁,“从事公务”的概念也很难把握等。尤其是近年来,各界对医生、教师、裁判等特殊主体能否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争议不断,现有的司法解释等法律文件也并没有能完全平息各种分歧。所以,受贿罪主体方面仍有诸多问题亟待商榷和探讨。 二、 信息管理人员的身份认定 信息管理员受贿是近年来发案率不断呈上升趋势的新型受贿案件,由于诸如网络管理员、处方调配员等岗位在生活中并不为人们所熟知,因此司法机关在认定信息管理员等主体身份的性质时,难免把握不当。国有医疗机构的一般工作人员是否能按国家工作人员处理,有关部门应试图寻找出一套令人信服的认定标准。 (一) 对“从事公务”的理解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曾经出现过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是一种职务性犯罪,所以国家工作人员首先应当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这是其从事公务的大前提。11受贿罪的主体区别于一般的主体,必须具有特殊身份,行为人即使行使管理职能但若没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也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第二种观点认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在于从事公务,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只要其从事公务,就应当被视为国家工作人员。12第三种观点认为:“主体身份同其所在单位的性质有着密切关系,如果所在单位是国家机关、国有单位,则该工作人员就是国家工作人员。”13第四种观点认为,区分行为人的行为属于渎职犯罪还是普通刑事犯罪,取决于行为人侵犯的对象是否是国有资产,只要行为人掌握国有资产,就应当以渎职类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14 与此同时,对何为“从事公务”也存在不同的理解。有人主张,“从事公务”就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15也有观点认为,“从事公务”是“依法所进行的管理国家、社会或集体事务的职能活动”;16还有观点认为,“从事公务”是“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17 从我国相关的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来看,受贿罪主体认定的变迁经历了一个以“身份说”为主到由“公务说”为主的演变过程。“身份说”注重对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资格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