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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研究 一、 基于福利损失函数的宏观审慎评估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宏观审慎成为关注的焦点。对于如何履行宏观审慎职能,不同国家的安排不尽相同。美国的做法是成立一家独立的宏观审慎机构承担宏观审慎职能,2010年7月美国正式签署《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正式成为法律,该法案的一项内容是设立由财政部主管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履行宏观审慎职能。而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像英国、中国等则是中央银行来行使宏观审慎职能。哪种机制安排才能达到社会最优,这个问题争议很大。本文通过福利损失函数进行分析,延续了Prescott和Kydland的研究,并得到了相应的结论。本文的核心发现是双重委派中央银行并不能达到社会最优水平,它会产生一个新的时间不一致的问题。 二、 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交互关系 国外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理论研究很多, 从Prescott和Kydland(1977)提出动态不一致理论,并由Barro和Gordon(1983)等人扩展到货币政策领域之后,为了解决通胀偏差问题,避免相机抉择政策的出现,Rogoff(1985)提出了声誉模型(Reputation Model),并且发展为授权模型(Delegation Model);Susanne(1992)拓展了Rogoff的模型,提出“部分独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制度;Walsh(1995)从最优激励合同的角度分析了货币政策的授权方式等等,上述用于缓解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模型都要求中央银行(或货币政策委员会)能够独立地执行货币政策,即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利于降低由动态不一致性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偏差。 另一套论证赋予中央银行充分独立性合理性的理论是政治商业周期理论,主要由Nordhaus (1975)和Mac Rae(1977)提出,该理论基于适应性预期的前提,认为经济运行围绕着大选日期波动,政府在选举前后由于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 从而提高了失业率,导致了通货膨胀偏差的出现,扩大了经济波动的幅度。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学者就如何履行宏观审慎职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推动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两者之间交互关系的研究。Bean和Taylor(2010)以Gertler和Karadi(2009)的文章为基础,研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关系。有些学者赞同由中央银行来履行宏观审慎职能,因为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职责统一于央行,能够相互促进,产生协同效应,这主要得益于央行的调控经验和信息共享。 央行在把宏观审慎监管纳入到货币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考虑资产价格泡沫的成本,这对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有利的(Feldstein,2010)。但有些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有可能存在着潜在矛盾(Stein,2011)。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变得更加复杂,事实上,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使用宏观审慎工具会让货币政策更加复杂。因为采纳宏观审慎安排用于对抗周期性的问题,则中央银行安排货币政策需要知道周期性发展是如何以及何时可能影响到宏观审慎政策,这反过来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Kannan、Rabanal和Scott, 2009)。因此,如何实施宏观审慎职能,协调内在冲突,就成为一个有必要研究的问题。 国内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讨论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最早研究的有郑先炳(1995),认为中央银行要有独立性是指相对独立性而言,不是说中央银行要凌驾于政府之上或绝对地独立于政府之外, 而只是说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方面要有必要的自主权,并且对这种自主权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刘孝敏(2001)也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是个相对的概念,中央银行不可能不受政府的影响,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府。孙凯和秦宛顺(2005)分析了四种关于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数理模型,指出我国央行独立性更适宜采用铸币税型动态不一致来描述。苗文龙(2007)认为,信息约束下金融机构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倒逼机制不但使央行独立性受挫,而且导致了金融稳定和货币稳定的冲突;信息约束和政府增长偏好进而导致货币与金融双稳定政策屈服于高经济增长政策,从而加剧了通胀风险;因而,应该重新设计保证央行独立性的协调机制。学者曹凤岐(2009)、夏斌(2010)建议我国应成立专门的宏观审慎监管专门机构进行负责,从信息处理、机制研究与工具运用上形成独立系统的研究与实施,并结合金融监管改革构建适合国情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但我国学者中也有人反对成立专门机构,支持建立由中央银行主导的宏观审慎监管, 如李妍(2009)、夏洪涛(2009)等,他们认为中央银行在此方面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