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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园艺古籍的科学价值 三、 代关于艺术价值的几点论述 园艺学是一门科学的学科，因此，园林艺术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科学价值上。由于宋代园艺古籍属草创阶段,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其科学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其园艺学所取得的成就上,而且体现在生物学、本草学和加工制造技术等方面。兹从这几个方面阐述之。 首先。它记录了当时我国园艺技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这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1. 牡丹花品之来源 两宋时期,伴着园艺业的昌盛,各种园艺植物的优良品种不断被发现。并被记入园艺古籍中,特别是几种栽培较为成功的园艺植物如牡丹、菊花、芍药、荔枝、柑桔、梅、桐等,更是良种叠出。如牡丹在我国隋代就引进栽培了,当时所知良种仅18个。唐代视隋代为盛,但对品种的记载或语焉不详。到了宋代,由于园户的精心培育,良种大量量出现。景祐元年(1034)欧阳修写成《洛阳牡丹记》时,所记名品仅24种(其当时见钱思公记有牡丹品名90余个)、元丰五年(1082)周师厚撰《洛阳花木记》时所记牡丹名品已达109种。元祐(1086-1093)间张峋为续补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又成《洛阳花谱》,书中所记已达119品30。数十年间。仅洛阳一地之牡丹名品便成倍出现。菊花专书流传至今者最多,元丰五年(1082)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述洛阳之菊26个,崇宁三年(1104)刘蒙《菊谱》记洛阳菊品35个,嘉定六年(1213)沈竞成《菊名篇》,所录诸州及御苑之菊巳有90余品,淳祐三年(1242)建阳马楫《晚香堂菊谱》撰成,内记其所得菊花品种100多个。史铸于淳祐六年(1246)成《百菊集谱》时,所收已达130余品了。果树栽培在宋代也特别普遍,蔡襄对福建植荔盛况的描述已见前文,此不赘述。嘉祐四年(1059)蔡襄撰《荔枝谱》,记载当时福、泉、漳、莆四地名荔32品,而在唐朝白居易作《荔枝图序》所盛誉者,乃是当时不入品的“莆桃荔枝”。张宗闵熙宁九年(1076)承乏增城,任内倡植荔,其《增城荔枝谱》所记,已达百种之多。柑桔一类,唐陈藏器《本草拾遗》中仅记了5种柑类和5种桔子,而南宋韩彦直在淳熙五年(1178)撰成的《桔录》中,仅记温洲一地的柑桔品类即达27种之多,其中桔类14种,柑类8种,橙类5种。释赞宁《笋谱》更是空前之作,其中记录了当时已知的竹笋名品达98个。良种名品的出现无疑是宋代园艺业发达的一个明证,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非凡技艺。 2. 《唐艺》等4个品种,对不同栽花方法的认识都有不同的标准 宋代以前,园艺植物的栽培方法只有少数农书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四时纂要》等书有论及,但皆摒弃花卉。宋代园艺技术较前代有较大的提高,其栽培养护各得其法。不少园艺古籍中已有专篇论述某一植物的栽培养护方法,是值得珍视的园艺学史料。如周师厚《洛阳花木记》用很大篇幅介绍了“栽花法”、“种祖子法”、“打剥花法”和“分芍药法”,韩彦直《桔录》卷下所述多为栽植诸法,陈翥《桐谱》中特辟有“种植”、“所宜”二节,王贵学《兰谱》中列有灌溉之候、分拆之法、泥沙之宜、爱养之地四目,赵时庚《金漳兰谱》也有“天下爱养”、“坚性封植”、“灌溉得宜”等项,并有《兰谱泥法》1卷,包括“分种法”、“栽花法”、“安顿浇灌法”、“浇水法”、“种花肥法”、“去除虮虱法”六篇及“杂法”七则,为当时的植兰法典,吴《种艺必用》汇集当时人的莳艺方法,兼载古人经验之谈,是集大成之作。这些都是作者亲自实践或通过调查得来的宝贵经验的真实记录,大部分至今有指导意义。 宋代园艺学的成就在花卉栽培上尤为突出。洛阳当时可称为花都,当时人对花卉的整枝养护已总结出一套经验,据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风俗记》载:牡丹“一本发数朵者,择其小者去之。止留一二朵谓之打剥,恐其分脉也。花才落便剪其枝,勿令结子,惧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蒻庵,便以棘数枝植花丛上,棘气暖,可以避霜,不损花芽,他大树亦然。此养花之法也。”周师厚少时即究心于洛阳花卉,后为官洛阳,又遍访名圃,对花卉栽培之法尤悉于心,其《洛阳花木记》中载有“栽花法”一篇,其略云:“凡欲载花须于四、五月间先治地,如地稍肥美,即翻起深二尺,以耒去石瓦砾皮,频锄削,勿令生草,至秋社后、九月以前栽之。若地多瓦砾,或带碱卤,则锄深三尺以上,去尽旧土,另取新好黄土换填,切不可用粪,粪既生螬蛴,而蠹化根矣。根蠹则花头不大,而不成千叶也。”把农学中因地制宜的科学思想用之于花卉栽培,说明当时对土宜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对栽花的技巧其述之更详:“凡栽花不欲深,深则根不行而花发不旺也。但以疮口齐土面为准,此深浅之度也。掘土坑须量花根长短为浅深之准,坑欲阔平,而土欲肥而细然。于土坑中心拍成小土墩子,其墩子欲上锐而下阔,将花于土墩上坐定,然后整理花根,令四向横垂,勿命屈折为妙。然后用一生黄土覆之,以疮口齐土面为准。”这一段精彩叙述,把栽花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