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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汉的韵律等韵框架内《切韵》的研究 20世纪初，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出版了《中国音韵学》，这在中国音韵学史上具有重大的里程碑。以该书的出版为标志,汉语音韵学的发展进入了现代时期。高本汉的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一方面得益于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同时也和汉语研究方面独特的资源优势密不可分。汉语音韵的历史比较研究除了具有丰富的活方言材料之外,还拥有大量的历史文献材料。高本汉正是把这两方面的材料有机结合起来,二者相互阐发、相互证明,在探讨历史上的问题时才显得得心应手。关于古音知识的历史文献材料,高本汉提到的有三大类:汉外对音、韵书里的反切、等韵图表。对于这三种材料,高本汉利用的主要是后面两种,即反切和韵图。在高本汉构建中古音大厦的宏伟工程中,等韵材料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高本汉对等韵的认识和运用有何得失,正是本文所关注的。 一 韵图的作用与关系 高本汉当时参考的韵图主要有两种,即托名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和附在《康熙字典》前面的《等韵切音指南》。为了合理使用这些韵图,首先需要给其一个恰当的定位,需要明确“它们所代表的究竟是作韵表时代的语言,还是靠反切的帮助所拟测出来的比韵表更古的语言”21。高本汉这里所说的韵表,指的就是等韵图。他确信韵图反映的是制图时期的语音。而当时法国汉学家马伯乐(Maspero)认为:“宋元时代的著者曾经给《切韵》(主要是根据《广韵》)的读音做了一个很深的分析;他们曾经把所研究的结果做成很简明易查的表。这些表并不像一般人所说是标注作表时代的读音,而是给古字书的读音作分类的。”21亦即马伯乐认为《切韵指掌图》之类的韵图虽然产生在宋代,代表的却是《切韵》时期的语音。高本汉不同意马伯乐的看法,他结合相关文献材料着眼于整个语音发展史的大背景来论证这个问题。他注意到《切韵指掌图》虽然保留了《广韵》韵目,但是不少《广韵》韵目所代表的韵类实际上在这部图里已经合并,韵图的一个韵母往往跟《广韵》里一整套韵母相当。高氏认为:“《切韵指掌图》虽然在表面上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新的系统出来,而在事实上却把古音的系统简化多了。无论如何,这种简化的现象,绝对不能使我们承认这些表是根据反切来拟测古音的。”27如果《切韵指掌图》是“拟古”的韵图,那就得像《韵镜》那样把“古二百零六韵很小心的保存着”27,事实上二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高本汉认为汉语的韵母系统从古到今是朝着逐步简化方向发展的,他结合从《广韵》到《平水韵》,再到《洪武正韵》韵部数的变化,认为《切韵指掌图》“是给他的语言留下一个很真实的影像”28。 基于以上认识,高本汉把《切韵》音系作为中古汉语的代表,而把《切韵指掌图》作为近古汉语的代表,二者不处在同一时间层面上。如此一来,二者在中古音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有主从之分。对于韵图和韵书反切之间的关系,他曾明确提到:“韵表的时代较晚(11世纪),因此它所代表的语言不能认为跟较古一点的材料价值相等。……无论从哪一点看,以《广韵》的反切为根据是最可取的办法。”58并且批评伯希和与马伯乐:“这两位学者认为韵表的语言跟反切的语言是相同的,于是他们就把韵表看作最好的材料,最高的权威,因而忽略了反切上又宝贵又有意义的分别,这实在是他们的拟测的最大的错误。”454有了这样的看法,高本汉在归纳音类时,并不迷信韵图,而是把韵书的反切放在第一位。如果反切提供的信息和韵图相冲突,则宁信反切,不信韵图,韵图在他归纳韵类的工作中,只是作为一个参照而已。高本汉对于韵图中已经合并的韵类,并没有直接把它们算作一类,而是根据反切把它们区分开来。比如一等的谈覃、二等的皆佳、三等的严盐,在《切韵指掌图》里都已经合并到一个图里去了,但高氏却把它们分开来排列,因为反切提供的信息表明它们是不同的韵类。但需要指出,韵图虽然只起参照作用,但并非可有可无,它可以给音类定性提供宝贵的信息。例如,韵书里的一组同切字“郎、当、刚”跟另外一组同切字“光、黄”彼此不发生联系;如果在《切韵指掌图》里,一组同切字严格的属于开口,另一组严格的属于合口,那就可以认为,这两类字在中古时期是不同的两类,其差异是开合口的区别。光考察反切,我们只能得出它们是不相系联的两类,至于开合口的区别,则是韵图提供的,这时韵图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高本汉说:“在语言的两个时代,除非我们可以找出其它不同的原因,同样的音类分别是由同样的语音分别而来的。”26他订立的这个原则,实际上是根据变化后的语音逆推前期的状况,虽然个别地方可能会有偏差(下文有分析),但整体上是可以成立的。 对研究材料予以合理定位之后,接下来就是研究计划的具体实施。高本汉构拟《切韵》音系的工程可以大致分成两个步骤,即归纳音类和构拟音值,这两个步骤的紧密结合,成就了音韵研究的高本汉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整个研究过程都是在等韵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