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现代新儒学研究十年回顾方克立先生访谈录.docxVIP

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现代新儒学研究十年回顾方克立先生访谈录 著名学者方克礼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博士点带头人。曾任全国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关注“五七”和“五五”新儒学思想的负责人。1996年底,方克立先生接受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一方面回顾了新儒学研究十年来的进展,另一方面就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发表了意见和看法。今将访谈的情况刊载于此,以飨读者。 记者:现代新儒学研究始于1986年,它的标志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的确立。屈指算来,到现在已整整十年了。十年来,这一研究取得了怎样的进展?您作为该课题的负责人,请谈谈课题组在这一研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方先生: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是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讨论中提出问题和开始起步的,由于一开始就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所以它基本上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起来的。1986年3月,我在国家教委召开的文科科研咨询会上作了“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发言.随后《天津社会科学》杂志要我将发言的内容整理成文,发表于该刊1986年第5期。同年11月,《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被确立为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1992年初又被列为“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当时我们订的计划比较宏大,先系统地搜集整理资料.然后进行专人和专题研究,计划编写和出版《现代新儒家学案》和《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并将初步研究成果分别写成文章,编辑《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先行出版。现在看来,基本上完成了预期的构想,计划中的几套丛书均相继出版。其中,《现代新儒家学案》上、中、下三册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专题研究系列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已出8本:专人研究系列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已出4本;《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已出2集;《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已出11本。另外.课题组骨干成员20多人十年中还出版个人专著10多本,发表文章300余篇,约占这个时期大陆新儒学研究论文总数之一半。据初步估算,课题组成员计划内和计划外出版、发表论著总量在1400万字以上。这是讲的成果数量。从质量上说.现代新儒学研究中的各种观点、论证已见诸我们发表的论著、论文之中,我在这里不作具体介绍,我只想指出一点.我们在方向的把握、观点的阐述上还是比较慎重、比较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普遍赞誉,有人用“客观、平实、公正、全面”几个字来加以评价。可以说,我们的研究至少在国内同仁中,乃至整个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记者:不难看出,课题组的工作的确很有成效,单就成果的数量而言,亦十分可观。我们想进一步了解的是,您所主持的研究工作在海内外特别是在港台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方先生: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资料整理出来,包括50年代以后港台、海外新儒学的资料,这就为大陆的知识界、学术界从对港台、海外新儒学的完全隔膜到有所了解提供了一些初步的分析、评判的条件,进而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基础。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专人到专题,几乎涉猎到现代新儒学的所有领域。这样一种广泛而相对深入的研究在海内外是罕见的,有些工作在作为新儒学大本营的港台地区也没有做过,因此它在学术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以前,现代新儒学在大陆已成为“绝学”。解放前,新儒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文化思潮曾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1949年以后,其主要阵地转移到了港台、海外;“文革”期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新儒学研究在中国大陆更不可能得到开展。然而经过短短十年的耕耘,现代新儒学已为大陆学人普遍认知,它已从“绝学”变成“显学”,今天大凡搞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几乎没有不涉及新儒学的。同时,大陆的新儒学研究也刺激了港台、海外新儒学的发展,使其地位大大提高,成为被广泛研究的对象。本来,新儒学在港台并非思想界的主流,香港弥漫着殖民文化和西化思潮,新儒学不可能居于主导地位;而在台湾,新儒学的势力亦很小,甚至难以与天主教的新士林哲学比肩而立。台湾的中国哲学会实际上是控制在新士林哲学一派手中,辅仁大学是其主要阵地,近年来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哲学系的学术领导权实际上也为新士林哲学家所掌握,如台大的邬昆如、傅佩荣,政大的项退结、沈清松等。新儒家过去在台湾既进不了中央研究院,也在台湾大学等重要高等学府站不住脚,而只能在二、三流大学占有一席之位。用台湾学者自己的话来说,新儒学不是在庙堂,而是在山林;就是在民间,它的影响也远远赶不上天主教、佛教、道教等宗教势力。大陆开展现代新儒学研究以后,港台新儒学身价倍增,港台新儒家也空前活跃起来,尤其是在台湾.他们连续召开三次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并制定当代儒学主题研究计划,以大陆新儒学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为由,游说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