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城故事》一部具有普适性的古典与新世纪.docxVIP

《银城故事》一部具有普适性的古典与新世纪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银城故事》虽然不是《长卷》，但据李锐本人介绍，这一部小说不是很长，所以他很努力。我相信。即便如今谈论这部小说,都让人感到有点儿艰难,尽管小说的背景,从时间到地点,“故事”确已交代得清清楚楚。以致有人给这部小说奉送了一个很奇妙的评价:“没有标新立异的地方,好像挺古典,表现力却达到一定高度。 ”(见代后记《〈银城故事〉访谈》)实际上,无论是“古典”还是现时的“新潮”,李锐都难以做到;他从根柢上是个“拒绝合唱”的小说家。倘若将《银城故事》写到了“挺古典”的境地,那我们从小说中可能得到的,也许就是与现时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感受。李锐很早以前就不主张把小说按所谓题材分类:诸如“农村题材”与“城市题材”等,即便是“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在他看来也是一种解释不了文学自身问题的说法。我很赞成李锐的这一观点,因为在小说叙述学中(即便是常识性的阐释),描写与表现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属层面也有极大的差别,而“题材”的意思,至多只能告诉读者小说的描写对象(或将写到)何种类型的生活——当然,把“题材”的指向告诉读者并没有什么不好。譬如说,“银城”及其“故事”虽属虚构,但小说提示得一清二楚的还有:其中的人事发生在1910年的秋天。毫无疑问,这是一截虚构的“历史生活”,而小说也是按1910年秋天的生活模样来展开想象的。我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目的就是为了特别说明,即便是在众多的同样以辛亥革命(1911年)前夕的清末生活作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之中,《银城故事》也是既称不上“古典”又不能算“新潮”——它只属于李锐,是一部独特的描写清末生活的小说,无论是作品的题旨还是其传达方式。 我已说到,《银城故事》是部不算很“长”的长篇小说——小说仅分四章,每章的标题用了一句唐诗,按顺序便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若要问及《凉州词》与小说之间的关系,最直接的当然首推,一旦暴动不再举行,那《凉州词》就是告知信号;其次可以牵扯的,则是王之涣属晋阳人,而如今的李锐就住在太原。但在我看来,《银城故事》是用了《凉州词》的诗意,特别是把王之涣诗中的那种极富历史感的苍凉、孤寂、悠远、乃至茫然的忧情与重虑,不动声色地揉进了小说的叙述过程。而我读这部小说时,确实常能感觉到作者在历史追问中所伴随的悲凉无奈,也就是前人在评价《凉州词》时提及的那种“忧心孔疚”、“莫知我哀”的情绪——我想,这便是《银城故事》的调子或“叙述表情”了:既然是讲故事,那讲者就得以自己的“表情”辅助;而“表情”之于故事的感染力及激活读者联想所可能的作用,从来就是一种不可小视的小说叙述因素,而且很强大很耐用,与民间评书艺术中的诸如表达的声情并茂之类有点儿近似。 作为《银城故事》的故事氛围——也正是在这种苍凉、孤寂、悠远、乃至茫然无奈的“叙述表情”的笼罩之下,小说的描写与表现才得以展开。若论其传达的成功之处,大约既不在于塑造了这一类“题材”中常见的“英雄人物”,也不在于通过1910年秋天的“银城故事”探寻或揭示了历史前行的“真理”,而是在于如小说的题记所谓:“让大清宣统二年、西元1910年秋天的银溪涨满性感的河水,无动于衷地穿过城市,把心慌意乱的银城留在四面围攻的困境之中。”但在这里,我们要对题记的表达、诸如“涨满性感的河水”之类,无论如何要作出可靠的切合故事内含的理解。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这部长篇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即是那种自然而然的描写——小说经由多元的线索、很本相的展现了1910年秋天的银城社会生活:实际上,历史恰恰是小说传达的主角,而其中当然包孕了人的精神状态。应该承认,小说创作是一种充分的理性行为,无论是情感还是精神走向,但《银城故事》所试图描写与表现的历史或社会生态,却是一种无理性的大悲剧,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无理性的历史对于生命残酷的淹没,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最有理性的人类所制造出来的最无理性的历史,给人自己所造成的永无解脱的困境。”创作的理性与历史生活的无理性(作为描写对象)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也是作者自己给自己提出了严峻的或深层的挑战,而这里所说的挑战,《银城故事》则是围绕那种“永无解脱的困境”而展开描写及追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传述基本上抹去了刻意的痕迹,而在结构上也显得很自然,并不直接体现那种常见的规律性或所谓“真理”,且不管是谁,该陷入精神煎熬就让他陷入精神煎熬,只是各自的形态不同罢了。我已经说到小说的多元线索,而《银城故事》的多元线索所体现的便是“历史”作为“主角”的“无理性”。历史与后人的判断或想象确实存在相当的距离。不难发现,这部小说中的若干重要线索,其间并无直接的关联或牵扯,如革命党人的所作所为、牛屎客旺财与蔡六娘母女与汤锅铺郑老爹父子的艰辛度日,以及一心一意想当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