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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的出版 一、 城市的多样性—影响我们规划价值观的两位伟人:EbenezerHoward和JaneJacobs 霍华德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花园之城的辉煌照耀着我们100多年的未来。霍华德从关注城市卫生、交通、安全、阶级矛盾入手,将城市空间外移,功能疏解,环境整治,用一种简单的空间处理方法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他提倡的郊区化,在城市发展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候,指引了一条解决基本生存矛盾的道路,描绘的理想城市是那种远离都市的尘嚣,绿树成荫,井井有条的花园城市,在此之后,柯布西耶、赖特、沙里宁、迈耶等都跟随霍华德的脚步,把城市建设成“赏心悦目”的,功能分区明确的、整齐划一的高效率的花园城市,无论是柯布的的旧城改造,还是赖特的新区开发。 与霍华德相对应的,记者出身的Jacobs提出了一套与之截然不同的理论,也是对霍华德所代表的现代规划思想的反动,给人们描绘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想城市的图景。有意思的这两位对西方城市规划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都不是科班出身的规划师,既不毕业于哈佛、MIT等名牌规划建筑院校,也没有学艺在哪位规划大师门下。如果霍华德是展示工业革命和战后快速发展、肌理完善、功能整合的城市物理需求的话,Jacobs则是揭示经济增长、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人性人文回归的呼唤。 20世纪以来,霍华德理论继成功塑造了大量现代西方城市之后,又塑造着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如今,中国的规划师们按照霍华德的理想,正在给中国的人民描绘一幅又一幅花园城市的美景。但逐渐的,人们也发现,所描绘的理想城市,正在通过革命式开发的手段逐步获得实现:郊区的森林和良田在不断被侵蚀,城市内的历史街区在更新之后面目全非或荡然无存,熟悉的城市尺度不见了,化在交通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同一地区白天和晚间的活力截然不同,这种局面,和美国20世纪50、60年代所面临的极其相似,快速增长的经济、头脑发热、摩拳擦掌寻租的政府和四处投机的开发机构,那个年代西方的规划师,正和如今中国的规划师一样,意气风发、雄心勃勃,把整片整街坊他们认为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的“贫民窟”和旧区从地图上抹去,代之以象征着“财富和文明”的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和绿油油的草坪,一条又一条高速公路,则把装进汽车的人们,运往郊区的花园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三通一平,甚至七通一平,大规模整体统一开发,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是顺理成章合乎趋势的事,建筑师规划师手中拿的并不是浪漫的画笔,小巧的尺子,而是锋利的手术刀、粗糙的抹布和推土机的遥控器。 Jacobs则通过非专业化的清晰语言,充分深刻地关注人们的活动,和他们的活动场所,为我们展示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画面。她的“城市生态学”,勾画了人们之间各种复杂的交互活动,孩子们在公共空间中的嬉戏玩耍、邻居们在街边店铺前的散步聊天,街坊们在上班途中会意的点头问候等等,都像一幕幕“街道芭蕾”(Street Ballet)鲜活地展示在城市的舞台,Jacobs试图透过都市街道混乱的表现,揭示一个健康社区的活力的根源,而这与芒福德的“城市戏剧”(Urban Drama)观念、W·怀特对公共广场重要性的强调形成了鲜明的比照。Jacobs推崇城市的多样性,她认为,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城市里,而这些人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甚至口味又都千差万别。因此,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城市都需要保留错综复杂并且相互支持的功能,来满足人们不同的生活需求,“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Diversity is nature to big cities)”。同时,Jacobs还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街道空间的安全感,据此发展了“街道眼”的概念,来阐述传统街坊这种“自我防卫”的机制,她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交流的机会,邻居之间通过相互的经常照面来获得安全感,而陌生人则会感到来自邻居的目光监督。o·纽曼的经典著作《可防卫空间:通过城市设计预防犯罪》(Defensible Space)正是受其启发,将“街道眼”概念拓展到“领域所有权”和由此产生的防卫责任感。 Jacobs进一步犀利地指出,田园城市运动与勒·柯布西耶倡导的国际主义学说,在推崇区划(Zoning)的同时,贬低了高密度、小尺度街坊和开放空间的混合使用,而功能单一的中心商业区、住宅区和文化设施区,实际上都是机能不良的地区。针对新兴的却活力衰败的大城市中心,挽救的首要措施是要认识到城市的多样性与传统空间的混合利用。《生与死》中提出的经典四准则,与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大师L·柯里尔、A·文丘里等人的理论不谋而合: 1、混合的基本功用(mixed primary uses),充分发挥经济效能,增加城市的舒适性; 2、保留不同年代的老建筑(building of every 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