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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彻底性张爱玲小说的反讽特征 反讽是张爱玲小说的基本特征。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重新掀起张爱玲热以来, 大量研究张爱玲的生平思想、作品意蕴、美学追求的文章频频见诸报端, 然而, 对于反讽这一重要的创作特征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代的反讽学者认为反讽是外延不断扩展的概念, 它的意义是由基本的文学修辞手段——说反话, 到对人类的矛盾对立生存状况的哲学反思而不断丰富, 不断拓展的。其中反讽更是小说的基本创作原则, H·R姚斯说“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 其最高成就都是反讽性的作品”。张的小说在主题、情节和人物刻画方面都使用了大量的反讽, 因此对张的作品中的反讽以及她的反讽态度作一种考察不仅可以深化对她作品的欣赏, 而且对于理解其艺术本质也是必需的。 生活在本世纪上半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 作家张爱玲在自己的作品不仅写封建主义的垂死挣扎, 也写城市的藏污纳垢, 但他作品的基调是反讽的而不是讽刺。反讽与讽刺的主要区别在弗莱看来主要在于“讽刺是激烈的反讽, 其道德标准相对而言是明确的, 而它假定用这些标准可以去衡量什么是古怪和荒诞。纯粹的猛烈抨击或当面斥责是讽刺, 原因是它很少含有反讽, 另一方面, 当读者肯定不了作者的态度为何时, 就是讽刺成份甚少的反讽了。”张爱玲没有彻底站在现代人的立场去讽刺和批判旧式封建家族中的种种倾轧或是资本主义城市生活的荒诞可笑, 而是于批判中时时暗含对人物的同情, 甚至是羡慕, 而于同情中也蕴含更深刻的反讽。所以她的小说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以外, 全是一些不彻底的人物, 他们不是英雄, 也不是坏蛋, 而是“那个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 但却是认真的, 所以“不彻底性”就是张爱玲小说反讽的总体特征。具体构成表现在诸多的对比因素, 作者对小说的修辞性介入, 这种介入不能象非反讽那样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告诉读者真相;他必须以巧妙的暗示, 让读者经过转念一想, 从而心领神会。最后是轻松自信的超脱感和距离感。 反讽意味只有在多重视境条件下才会形成。几乎每一种反讽都具有反对性质的两种对立因素的对照, 因此可以说, 没有对比就没有反讽。张爱玲通过对悖反性的因素——古典与现代、悲与喜、乡村与城市, 相克相冲的两种色调——的对照性组织, 以获得一种反讽效果。首先是古典与现代的对比, 读张爱玲早期的小说, 会感到一种浓郁古典气息。一部《传奇》讲的是本世纪上半叶上海洋场租界封建贵族家庭的人情琐事, 它仿佛在你面前打开一个充满衣服霉味的箱锁, 让你见到闻到, 是一些恍若隔世的陈迹往事。《金锁记》里的姜公馆, 《怨女》中的姚公馆, 《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 《留情》中的扬公馆……宛若一座座巨大阴森的殿堂, 缭绕着沉沉的檀香烟雾, 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床上端坐着一位白发苍苍、至尊至贵的老太太, 跟前是成群的儿孙媳妇, 丫环仆从……这些三十年前的上海, 中国古老大家庭发生的一幕幕生活情景。然而在这样的氛围中, 却处处穿透着作者作为现代人而赋予主人公的人生感悟。《传奇》中的人物, 曹七巧、柴银娣、梁太太、聂传庆、佟振保、许小寒……信乎拈来的一系列人物, 都是一群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患者, 他们具有现代人的意识情感, 体验或遭受着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洪流中丧失自我又不可复得的相似的恐怖感, 这种古典与现代的对照, 揭示了作品中的世界是一个由内在固有矛盾对立构成一个荒谬的世界, 人物身处其中却浑然不觉, 而依然认真的活着, 依然渴求“金钱”“地位”, 甚至是“爱”, 时刻不停地与这个世界进行紧张的周旋, 作者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不禁对这些人物的无知而又偏执表现出深深的讽刺, 而且人物越是认真, 越是殚精竭虑, 构成的对比就越强烈, 因而反讽的意味也就更加深刻。就连张爱玲自己, 也不能逃离这样的矛盾“她一生追求极致与完善, 却又不幸承担了大多的痛苦和不完美, 她饱尝了人世的悲凉, 却又恰恰沉于悲凉”。她在现实生活中的坎坷悲凉的境遇是作品中那个超脱冷峻, 追求完美的她的有力的反讽。 张爱玲在《我的文章》中多次表明自己的创作态度如“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 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 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我喜欢参差对照的写法, 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因为人生世界本身就是充满了矛盾、斗争、不和谐甚至相克, 每个艺术元素自身都明显存在相克现象。张不仅在故事构架的古典与情感基础的现代之间追求相克效果, 而且大至题材背景、人物心态、情节故事, 文体语言, 小至种种铺垫式细节, 一些细微的图景, 甚至一个个文字……各种艺术元素之间, 都明显存在这种“相克”, 参差对照的现象。这些对照都是反讽的构成要素。 反讽是重要的小说修辞方式, 他的构成, 有赖于作家对叙述方式的灵活把握, 张的小说绝大部分是常用第三人称意识中心或第三人称反映者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