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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莫高窟记集》补遗 梁世山、徐写了15卷《西藏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其中卷六至卷十一,标名为《出三藏记集·序卷第六》……《出三藏记集·序卷第十一》,表明这六卷书中所载的全是“经序”与“出经后记”,计1 10篇。又,“杂录卷第十二”,有“序”10篇。 《祐录》卷七第一目,载“《道行经序》,释道安作”。全文817字,说明此经的要旨和汉文译本的来历。说汉译来历,释道安曰: 佛泥洹后,外国高士抄九十章为《道行品》。桓、灵之世,朔佛赍诣京师,译为汉文。因本顺旨,转音如己。敬顺圣言,了不加饰也。 按:释道安(公元312—-385年)叙此经汉译本来历,太简略,有待较详的说明。 《祐录》卷七第二目,载“《道行经后记》,未详作者”的短文一篇,文曰: 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者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正光二年九月十五日洛阳城西菩萨寺中沙门佛大写之。 让我根据《祐录》卷十三、任继愈《中国佛教史·汉译佛经概况》一节,为引文先加几条注语,然后再作说明。 (1)“光和二年”,即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 (2)“天竺菩萨”,指印度来的大和尚,尊称之为“菩萨”。 (3)“竺朔佛”,亦作“竺佛朔”,来自天竺国的和尚名。此人生平,史载不详,只在《祐录》卷十三《支谶传》中提及:“沙门竺朔佛者,天竺人也。汉桓帝时,亦赍《道行经》来适洛阳,即转胡为汉。……朔又以灵帝光和二年,于洛阳译出《般若三昧经》,时谶为传言,河南洛阳孟福(字元士)、张莲(字少安)笔受。”(指孟福、张莲又据口述译成汉文。) (4)“传言”,实指口译梵文为汉语。 (5)“月支”,西域国名,地在今甘肃省祁连县至敦煌县一带。 (6)“支谶”,即“支娄迦谶”的简称。《祐录》卷十三,《支谶传》曰:“本月支国人也。……汉桓帝末,游于洛阳。以灵帝光和、中平之间,传译胡文,出《般若道行品》《首楞严》《般舟三昧》等三经。……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可谓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 (7)“侍者”,听从长老使唤的僧人。(8)“劝助者”,即今语赞助者。 (9)“正光二年”,即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公元521年)。在梁,为“普通二年”。 (10)“沙门佛”,指佛子,已受戒的和尚。(按:缺法名) (11)“大写之”,即郑重书写之。根据引文,可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出三藏记集》,编撰者僧祐于梁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卒于建初寺。这是研习《文心》者所熟知的。那么,写成于魏“正光二年(公元521年)九月十五日”的《道行经后记》,显然是别人补入《出三藏记集》的。这个人是谁?我认为就是刘勰。理由是:只有协助僧祐编撰《出三藏记集》的刘勰,才熟知释道安《道行经序》措辞简略,于是选取后出的《道行经后记》补足之。又《梁书·刘勰传》说:“(勰)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而《出三藏记集》乃是一部佛门经论的目录学著作,正见僧祐、刘勰对佛经“区别部类,录而序之”深有功夫。 应该明白,只有非常熟悉“经论”、“经序”的人,才能从事这种著述。僧祐健在时,《出三藏记集》书已成卷,但未为定稿;僧祐卒后,刘勰加以修补,才成“定稿”。我所抄录的《道行经后记》,就是实际证据。 第二,僧祐编撰的《出三藏记集》未定稿,藏在钟山“上定林寺”(或称“定林上寺”),这是硬邦邦的事实。而只有协助僧祐整理《出三藏记集》的刘勰,因熟知此书的内容,才有能力修补此书,这是完全合理的推论。补入的《道行经后记》标明写之于魏孝明帝“正光二年九月十五日”,在洛阳。那么,这条《后记》由洛阳辗转相传,传到钟山定林上寺,必有时间过程。当时,梁和魏之间战争频频,交通受阻,因而我们推测这个过程为两、三年时间(即公元522年至524年)。这也等于说,公元522年至524年间,刘勰在梁朝,仍为“东宫通事舍人”。 我说,“当时,梁和魏之间战争频频,交通受阻”,是有史实为证的。简叙史实如下: (1)公元521年:“萧衍义州刺史文僧明率众内属。”“南荆州刺史桓叔兴自安昌南叛。”(《魏书·肃宗记》)(注:梁以南荆州为义州,治在今河南省信阳县。安昌,地在今河南省汝南县。) (2)公元522年:魏国“炎旱频岁……百稼焦萎……将成灾年”(同上) (3)公元523年:“萧衍遣将寇边,诏假征南将崔延伯讨之。”(同上) (4)公元524年:六月,梁“以员外散骑常侍元树为北平将军、北青兖二州刺史,率众北伐。” 八月,徐州刺史成景隽克魏童城。(注:今江苏省下邳县境。) 九月,“又克睢陵城。”(注:今江苏省睢宁县。) “北兖州刺史赵景悦围荆山。”(注:今河南省灵宝县。) “宣毅将军裴邃袭寿阳,入罗城,弗克。”(注:寿阳,今安徽寿县。罗城,今罗集,原属寿县。) 冬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