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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现状与问题 农业面源污染 20世纪7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开始制定保护农业水源污染的相关制度和法律。客观上是因为他们早于我国完成工业化, 并同期全面推进化学化的现代农业造成了面源污染, 随之而来的水土资源污染和引发的生态灾难也就发生得比较早。例如, 美国的环境污染总量中2/3来源于面源污染, 而其中的7 5%是农业面源污染所致。此后, 经过80年代到90年代大约20多年的调整, 才逐渐推进了支付巨大代价的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但由于垄断资本和产业集团的利益掣肘, 至今也没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污染问题。 中国的耕地只占全世界的7%, 其中“水土光热”等农业自然资源匹配的只占国土面积的9%。在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的经济规律是不可逆的:越是在农业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追求农业的增长, 其结果就越会导致化学品等各种投入的增加, 投入产出就越不合理, 农业和农村也就越失去了可持续的基础。 目前我国农业面源污染从现象上看主要是农业的化学化造成的。我国农药年产量和使用量均高居世界榜首, 但其中几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农药市场主流产品大多数是发达国家禁用的, 高毒的杀虫剂占总产量的5 6%。我国年均化学防治面积45亿亩次, 因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而污染的土地超过2187万公顷, 约占耕地面积的16%。全国每年农药施用量已突破130万吨 (成药) , 以播种面积计, 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用量的2倍 (平均每667平方米用量接近1千克) 。据部分省市数据, 蔬菜中农药检出率达5 4%。这是因为植物保护是需要大面积实施才能见效的技术推广, 不可能靠小农经济完成;但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民购买农药是私营个体渠道, 约半数农民不能合理使用农药, 只有3.57%的农药使用是由技术人员操作的。此外, 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仅400多条, 欧盟有27000多条, 日本有9000多条。目前蔬菜农药残留监控计划只不过覆盖了3 7个大城市, 占全国城市的5%。 再如, 我国化肥年使用量已突破4000万吨, 居世界之首, 单位播种面积化肥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成倍超出发达国家为防止水体污染所设置的安全上限值。我国湖泊与河流中的污染负荷有50%以上源于非点源污染, 来自农业面源污染的约占1/3。此外, 仅从占全国作物总播种面积20%的集约化、专业化的蔬菜、瓜果、花卉种植区域来看, 每年因氮肥的不合理使用而损失的氮就达300万吨, 占我国氮化肥总用量的12%。大量使用化肥已经引发全方位立体污染, 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难以逆转, 还导致了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等现象。 农业面源污染是中国目前的发展目标 这些现象并不能归罪于中国农民采取了不适当的农业生产方式。我们是在人口增长造成对农产品客观需求增加的同时, 进入庸俗化的市场经济初期阶段, 一方面社会上推崇消费主义造成世界罕见的食品浪费;另一方面盲目招商引资、加快城市化造成土地资源不断被大量占用, 再加上小农分散经营的制度条件下只能放弃集体化时期主要采集天然来水和地表水用于灌溉的农田水利建设方式, 而“改革”为财政补贴分户打井灌溉, 当然会导致地下水资源被过量开采。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使得在农业资源日益短缺的国情矛盾加剧的情况下, 农业增产与面源污染成为了相互依存的恶性循环。 此外, 如果中国继续按照西方模式搞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 享受政府优惠政策进入农业的企业一般都会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从经济学理论来说, 这当然有足够的合理性, 但如果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循环经济和综合效益来看, 越是规模化的大型现代种植业、畜牧业越会造成严重的污染。近年来蔬菜、瓜果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超标严重以及产品品质明显下降等现象, 均与商品化和化学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的现代农业相关。就在同期, 我国5年来某些农药产品产量增长幅度超过1 3 0%, 其中化学合成产品2005年利润增长幅度超过45%, 这些都直接表现为GDP和利益分配。这些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 按照最时髦的西方制度学派理论, 都应该属于所谓农业现代化这种制度造成的“负外部性”。 在新时期贯彻新战略的时候, 需要反思最近30多年来的农业政策:一方面确实有利于产量和效益目标;但另一方面, 也进一步破坏了城乡生态, 造成了食品不安全的问题。因而, 需要各级政府尽快把财政补贴从支持化学化、产业化的农业改变为支持农户使用农家肥的有机兼业农业, 并尽可能把重点转移到农村去, 结合新农村建设推进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这样, 农业面源污染这个全球难题才能在中国解决。 如果我们愿意反思, 那么可以提出的第一个挑战是:到目前为止, 发达国家所实现的农业现代化, 由于造成了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 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 不应该被认为是成功的。因此, 如果我们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