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通天下”乔致庸.docVIP

“汇通天下”乔致庸 1937年8月下旬，一架飞机在祁县乔家堡上空盘旋三圈后，向北飞去。驾驶员乔惆要去晋北的宁武、雁门关一带，协助陆军对日作战。两个月后，乔映庚收到儿子的来信，他迫不及待地打开：“儿于月前奉命调直某空军基地（军秘，谅儿之衷），闻阎督近电总裁告急求援，总司已派卫立煌部驰晋增援，儿所部亦为配合此次行动作特级准备，不日将有一次鏖战也。数月军训虽备受艰苦，然体质倍健，勿劳大人挂念。两月前曾将全副戎装之照片一帧奉寄，观儿壮实体态，想必可使悬思冰释矣！国之将倾，家何以为，大人对儿幼时之教诲，至今犹历历在耳，未敢一日忘。儿虽不才，不敢与岳武穆、文天祥等先圣比，但以堂堂热血男儿，值此国难当头，岂敢以儿女之私废大公乎……战事日迫，民无宁时，儿不能亲侍左右，望大人善自珍重，亦须明哲保身，设处境日危应速作南旋计，以度此风云之秋，唯霜风渐属务希珍摄，祖母大人处亦望婉转慰藉，勿以实情相告。” 刚收到信没几天，乔映庚就收到了儿子战死沙场的消息，不禁老泪纵横，又感欣慰：“不辱门风。” 80年后，历史拨开迷雾，人们不禁感慨：“重利轻离别的商人之家，也有忠勇烈士。”而乔映庚口中不辱的“门风”，也来自一手将家族带向辉煌的爷爷——乔致庸。 今天，我们不读乔致庸，就不知何为晚清商人，更不会知道，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时代，一介书生用资本撬动的仁义本色。 1855年，38岁的乔致庸满怀信心地准备乡试，打算一举夺魁，进而中进士、点翰林，实现耕读传家的夙愿。可一个噩耗传来，彻底打乱了他的阵脚：“太平天国占据江南，导致乔家的茶路断绝、资金链断裂，家族生意危在旦夕，哥哥一口气上不来，撒手西去。”这时哥哥的儿子还小，作为弟弟的乔致庸必须盘活生意，才对得起祖父兄三代人的心血。 仕途梦断，乔致庸只能放下书本，操起算盘，承担起自己作为男人的责任。 祖父由走西口起家，所以家族的店面大部分都在包头。乔致庸知道：恢复茶路是其次，首先得稳住包头的生意。来到包头后，他发现情形远比想象中更为严重：员工挤兑薪水、人心浮动、资金短缺，每一项都要抽掉乔家的根基。 面对这种情况，乔致庸提出了“顶身股”的概念。一个小伙计进入店里当学徒，三年后如果成绩合格，就成为正式员工。再勤勉工作三个账期（十年）后，如果成绩优良、没有任何失误，就可以由掌柜推荐、股东认可，拿到一、二厘的身股，也叫“干股”。这种股份不能买卖，只能参与分红，人不在了，股份也要收回。但是只要员工表现良好，拿到的身股也会随着工龄增长，乔家可以养他一辈子。 乔致庸的“顶身股”制度一经施行，马上稳定住了浮动的人心。老伙计们都拿到了合适的股份，新伙计的心也安定了下来，真正把乔家的生意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 当别的商号伙计还在眼巴巴地盼着涨薪时，乔家的伙计已经成为商号的一分子。当时山西有这样一句话：“做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了客。”可见“顶身股”的诱惑力有多大。 稳定了自家员工，乔致庸又吸引其他商号的人才，并且靠家族长年积累的声誉借到了贷款，因此，乔家在包头的生意迅速起死回生。 随后，乔致庸在“复盛公”“复盛全”的基础上，又投资六万两白银开设了“复盛西”当铺、“复盛兴”“复盛和”粮店、“复盛协”“复盛锦”钱铺等复字号产业。后来，他又把生意扩张到呼和浩特、祁县、太谷，经营日用百货、皮毛、粮食、钱庄、酒店，一张遍布西北的商业网络，在乔致庸的手中铺开。 太平天国被平定以后，南北茶路重新疏通，乔致庸再一次前往南方贩茶，经过包头，远销恰克图、蒙古、俄罗斯，从地方豪绅，变成了北方雄商。包头至今都流传着乔家的谚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如果说普通员工参与分红，能够有一份安身立命的收入，那么对商号的管理人才，乔致庸只要认定，就能立马破格任用。 1881年，平遥“蔚长厚”的掌柜阎维藩被排挤，他决定返回山西老家另谋高就。乔致庸听说此人才能了得，于是派了两路人马，带着八抬大轿，分别在阎维藩可能出现的路口等候。一连等了八天，阎维藩的身影终于出现。 看着风尘仆仆的乔家人，阎维藩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但他坚持不上轿，他要与乔家人并肩而行。最后实在相持不下，他才在轿子里放了一顶帽子，算是代替他坐轿了。 回到祁县后，年仅36岁的阎维藩当即出任大德恒票号的掌柜。他凭借出色的才能，在后来的26年里，让大德恒票号每股分红都在8000到10000两白银，真正是“一言兴家，一言振业”。 还有“文盲掌柜”马荀，这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伙计，因为出色的业务经营能力，被乔致庸一举提拔为大掌柜，将包头的“复盛西”商号经营得日进斗金。 乔致庸散了钱财，却聚集了人才；他的生意，富了自己，也富了众人。 在晚清时期，票号最初由平遥的“雷履泰”发起。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全国的票号也不过五家，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七家分号，而且他们还不和中小商人做生意，只选择大商人合作。这样一来，大部分商人仍然得带着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