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的疾病书写与生存.docxVIP

阎连科的疾病书写与生存 严连科是一位多产多变的作家。近年来, 他花样翻新的文体吸引了众多评论者的关注。无论是《日光流年》的“索源体”, 还是《受活》的“絮语体”, 以至《丁庄梦》里圣经与故事的参差, 梦与现实的杂揉都给了我们极大的冲击, 也让我们看到了作家寻求不断超越的努力。就在这不断变换的文体中, 对于“疾病”的关注与密集书写却始终未曾断绝,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相对于文体的变换, 这一始终保持不变的意象, 支撑起了小说创作的精神维度, 而以此为切入点, 我们也许将更有效地进入其创作的精神深处。 应该说, 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中, “疾病”一直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瑶沟的日头》中大姐就被无名的腰痛病长年桎梏在病榻上。《大校》中旅长的老婆是一个得了疯病的女人。尤其是近年来, 他的作品中“疾病”得到了更为密集的呈现, 他的几部代表作品中“疾病”成了结构作品的核心。比如《日光流年》中, 三姓村里的所有人世世代代都要被喉堵症折磨, 这一怪病成了他们的生命极限, 谁也活不过四十岁, 很多人还在只有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就因此而一命呜呼。《受活》里的受活村, 是一个由残疾人组成的村庄, 村子里的瞎子、瘸子、聋子、侏儒等等占了绝大多数。《耙耧天歌》里, 尤四婆的几个儿女都是天生的呆傻, 为了让他们恢复健康, 尤四婆不惜自己的血肉、骨殖。近作《丁庄梦》则是描写“世纪绝症”———艾滋病在中国农村里的状况, 当“热病”席卷村庄时, 人们陷入了绝望与反抗, 冷漠与寻求的惨烈之中。 是什么让阎连科对“疾病”如此情有独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得自于作家本人的生活体验。疾病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经历, 对于阎连科来说这个经历尤其的切肤、刻骨。在他长期的乡村家庭生活中, “疾病”、“病痛”是对他影响巨大的一个生活内容。他的父亲患有哮喘, 姐姐的腰痛病也非常得严重。为了姐姐的治疗, 阎连科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学业, 外出打零工挣钱。《耙耧的日头》就是取材于作家早年生活的一部自传性非常强的作品。除了家庭的影响之外, 阎连科本人也曾遭受疾病的重创。1995年, 当阎连科在文坛上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时, 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却迫使他不得不卧床休养。虽然凭借着顽强的毅力, 阎连科在病榻上依旧笔耕不辍, 但病痛却在他的生命里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长时间的疾病, 让他开始对生命、对生活有了更为深锐的思考与理解。正如阎连科本人所说:“身体状况会影响一个人对生命的认识, 它对生命的认识肯定不同于健康的时候。身体不健康的人可能对生命的感觉更复杂, 更敏感一些。病虽然不是致命的, 但对生命的韧性加强了, 对生命与活着的渴望也增加了许多。”(1)也正是从那时起, 阎连科的笔下, “疾病”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他也开始用“疼痛”来形容、界定自己的作品。“如果没有‘疼痛感’对我来说就不是小说。(2)“我希望我的创作能充满一种疼痛的感觉。”(3) 疾病本身就与文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希腊神话里, 司掌诗歌的阿波罗也同时掌管医药。由自身的病痛经验发展为对疾病的关注、书写, 在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中并不鲜见。患有癫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里将癫狂、错乱刻画得丝丝入扣。早年受过肺结核折磨的巴金也总是会让他的主人公患上这种文学青年常见病。但是, 作家们又不仅仅止步于自身经验的表达, 他们往往将对疾病的理解作为他们观察、理解外部事物的一种方式, 以对疾病的认知作为进入世界的一种途径。因此, 他们笔下的种种病症, 也就不仅仅是疾病本身, 而是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文化、伦理的意义, 也由此突破了一已的疼痛, 上升为对世界的关怀, 具有了某种普适的意义。 阎连科的疾病首先是与生存苦难紧紧地粘合在了一起。苦难, 是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的一个具有历史传统的主题。在与评论家的对话中, 阎连科谈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苦难是中国这块土地上共同的东西, 应该是由中国作家来共同的承担。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我觉得的是民族和最低层的人民的苦难有许多作家不仅没有去承担, 而且有意地逃避走掉了。逃避最低层人民的苦难, 这不仅是一个作家应有的品质问题, 而且是一个作家的深度, 是他对文学理解的浓度, 甚至说, 是对文学的一种根本看法。”(4)通过创作, 他贯彻了自己的这一基本理解, 将疾病的苦痛与生存的艰辛、挣扎缠绕在了一起。又由于阎连科始终关注的区域是中国的农村, 所以苦难常常表现为物质层面的困窘与匮乏。《日光流年》里人们一方面要面对喉堵症为生命设下的生命极限, 另一方面, 在有限的时间里, 他们还要面临饥饿、穷困的折磨。在那一场大饥荒里, 人们吃掉了本就不多的粮食, 吃掉了造成灾害的蚂蚱, 还吃掉了那些患有疾病的人。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景里, 人们的生活也非常窘迫。为了筹集修渠的资金, 男人们要去卖自己腿上的皮肤, 女人们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