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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制钱的产生与流行 清代银钱双享受的状态。其中，银币的使用比银币大而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虽然制钱的铸造权一直由国家掌控, 但是私铸仍然是与制钱相伴而生, 它的出现与流行使社会的各方面尤其是经济和政治都受到了很大影响。 近代晚清是清代私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数量最多、对社会影响最大的阶段。尽管清政府对私铸采取了一系列的高压政策, 但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 严禁时期尚且禁而不绝, 平时则更是公开行用, 几无阻碍。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私铸的泛滥, 晚清政府的货币政策和禁私政策又有哪些有利于私铸的流行呢? 一、 清中期铸县的收率分析 私铸的产生与流行与一个因素相关甚密, 那就是市场上的制钱流通总量。总量供过于求, 则钱价下跌, 单位制钱购买力降低;供小于求, 则钱价上升, 单位制钱购买力提高。如果制钱流通总量过小, 私铸便会很自然的产生, 以弥补市场所需制钱, 平衡制钱的购买力, 维持正常商品交易的进行。 清初的铸钱量很少, 但随着社会的稳定, 商品经济不断发展, 人口数量也不断增长, 市场所需钱量大增。相应的, 政府铸钱量也不断增长。以户部为例, “国初户部年铸三十卯, 遇闰加三。康熙、雍正两朝各增十卯, 乾隆六年增二十卯, 次年增勤炉十座, 年铸六十一卯, 得钱六十九万串。十六年以后, 因余铜加铸, 至三十八年定为七十五卯, 岁得钱九十三万串有奇”[P74]。以户二、工一来计算, 乾隆三十八年中央总铸钱量达140万串。鸦片战争后, 封闭的自然经济被打破, 商品经济空前活跃, 对制钱的需求量猛然增多。但是晚清各铸局却一直处在减卯开铸、停铸的状态中, 市场所需制钱量严重不足, 私铸的流行也成为了必然趋势。 制钱的减卯、停铸始于乾隆末年, 到光绪末年开铸铜元停铸制钱为止, 从原因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阶段为乾隆、嘉庆及道光前期。顺康雍时期制钱量不足, 一直处于银贱钱贵的时期, 到乾隆时通过大力鼓铸已扭转了趋势, 末期钱价逐趋下跌, 基本回归到1:1000的正常范围之内。此时的各铸局的积存制钱量已经超过了正常流通所需, 其中云南积存达105万串[卷1454, P535]。五十九年, 户、工两局首先提出暂停鼓铸, 各省局也纷纷提出要求。高宗则同意了各铸局的要求, 并谕令四川、云南、贵州永远停铸。但嘉庆元年, 高宗又以“铜、铅积压过多, 致启偷卖营私之弊”[卷1494, P40]为由令各铸局恢复鼓铸, 但仍有许多省份屡屡奏请减卯。如宝晋局原设六炉, 自乾隆五十九年后一直只开四炉[P79]。这时虽然大部分原因都是存钱过多, 但已经开始向第二阶段, 即铸本过高无法承受转变了。因为从嘉庆十三年开始, 银钱比价就开始突破了1:1000左右的正常范围, 开始向银贵钱贱迅速的转变, 铸造成本过高开始影响铸局的铸钱量了。宝南局“因滇铜困难, 自嘉庆二十四年以后, 即减炉缺卯”[P81]。宝苏局道光六时以“缺铜, 存钱多, 钱价贱”[P80]减铸。 第二阶段从道光中期开始到光绪停铸制钱为止, 时间长达六十余年。银价上涨使得铸钱成本大大增加, “近来银价愈增, 每两值钱一千六百数十文, 核计铸钱一千, 亏折铸本钱一千一百数十文”[P76], 各铸局不得已而又采取停炉减卯的措施。到道光中后期, 银钱比价的失衡使得铸局的停铸已成燎原之势。其中道光四年宝福局便“鼓铸成本过巨”而停铸, 为各铸局最早者;宝苏局停铸一直以钱多为由, 但道光十九年时却是“市肆钱价日贱, 额铸卯钱暂行停铸”[P80]。而发展到道光二十一年时, 各省局开铸的已所剩无几了。“自道光四年经闽省以银贵钱贱, 奏明停炉, 嗣后直隶、山西、陕西、江苏、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省, 亦经援案奏停。统计现在停炉己十一省之多, 唯云南、广东、四川三省设炉开铸”[P75]。于是铸钱量远远满足不了流通所需, 私铸开始充斥于大街小巷。“自银价愈昂, 钱本愈贵, 大半皆停炉减卯, 民用不足, 私铸能无起乎?[P9]”虽然二十一年, 清廷以“若各省永行停铸, 不独息银无获, 努本虚悬, 且恐钱法渐致废弛”[P75]为由令各省迅速开铸, 但各省纷纷以银贵钱贱为由, 请求暂缓, 清廷考虑到实际情况也不得不一一照准。正是这一时期, 各种关于私铸的奏折及文字记载开始连篇累牍, 晚清私铸泛滥的序幕开启了。 道光以后的铸钱形势更是不容乐观, 滇铜的生产不可避免的衰弱了, 各地的币材极度短缺, 铜价又日益高昂, 使得铸钱成本一直高涨不落。在这一段时间中, 全国大小铸局只有在咸丰开铸大钱时曾活跃一时, 但不久就因为大钱壅窒不行, 各省又纷纷偃旗息鼓、停炉减铸。这时候的铸钱形势与道光后期一脉相承, 再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尴尬局面。以清中央的户工两局为例, 道光朝每年平均铸钱120万串, 是晚清铸钱最多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