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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更需多外国籍人口 《北京城市规划》（2004-2010）将北京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国家首都和世界城市”。随着世界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作为全球焦点和信息中心,众多来自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总部会落户北京,与此相伴随的是北京的外国籍人口,特别是包括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总部的管理者、职员以及游客、留学生、务工者等在内的外国人数量将大幅度增加,并将逐步呈现出数量大、国籍多、差别大、分布广、流动快的局面。目前,北京已经出现了几个有一定规模的外国人口聚居区,比如在朝阳区的望京、海淀区的五道口和顺义的开发区等地出现了韩国人相对集中居住的区域;在长富宫和发展大厦附近以及麦子店一带形成了日本人相对集中居住的现象;在以燕莎友谊商城、凯宾斯基饭店为中心的地区有一定数量的德国人集中居住,随着离燕莎商城不远的德国使馆学校的落成,德国中心也已日见规模。 北京外国人聚居区中最具特色的是号称“韩国城”的望京地区。调研发现,在望京聚居的韩国人结构复杂,身份各异。从规模上看,以望京新城1为中心的周边几个社区聚居了将近3万韩国人2。从身份类型看,主要为三大群体:韩国大公司派往中国的“企业住在员”、来京发展事业的“个人事业家”和就读于大、中、小学的留学生,这其中也包括其家属。韩国人在该地居住、工作、学习与生活,相应地也带动了其所需的基本生活设施的形成。这个特殊的群体影响了整个社区的文化趋向,增添了社区的国际化色彩,使得该地区逐渐演变成了设施基本完善的初具规模的移民聚居区。 一、 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对于移民社区的研究 在以往的研究中,移民聚居区的最大特征是它的封闭和独立性。英文中的“enclave”、“ghetto”这些词,有“移民聚居区”的意思,也有“与世隔绝”的意思。最初,移民聚居区是结构障碍、法律障碍和文化障碍的直接产物。当时的移民出于各种目的来到移居地,并不一定打算长期居留,移民聚居区的作用是满足他们临时移居生活的需要。这种临时观点束缚了移民社区的发展,妨碍了他们融入移居地社会。以对唐人街的研究为例,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的研究都强调,唐人街是因为移民不能进入主流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体系,而被迫抱团以求自保的结果。被视为城市社会学源流的芝加哥学派就持这种观点。 芝加哥学派对移民社区的研究是以同化问题为主题展开的对“城市与异质性”的课题研究。芝加哥学派强调城市社区与传统社区的差别,并指出传统社区最终将消融于城市社区之中。同化假设的背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传统文化的人必将会与过去决裂,失去特殊群体感,被统一地融入现代社会。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框架和结论有其特定的时代局限性,也与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由欧洲农村移往美国现代城市的移民群体有关。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波特斯等人提出的“移民聚集区经济”理论又强调,唐人街等社区也是“有丰富的社会经济潜力的”。这些理论认为,聚集区内部的独特结构为人们提供了独特的经济机会。典型的例子是雇主和雇佣工人的关系。因为雇主和雇佣工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雇主起初可以用很低的工资雇用工人;而雇佣工人初来乍到,受到雇主的照顾,工作格外努力。这样,雇主以低劳动成本雇佣了劳动力,雇工则可以在这里和当地社区建立联系,很快也可以适应当地社区生活,享受到独特的所谓“非正规的培训机制”。这些研究为我们描画的是这样的图式:聚居区的形成,是一个单向的“内聚”的过程,封闭是形成移民社区的既有特征的基本原因。 本研究中望京“韩国城”的形成,不同于以往移民研究中移民聚居区的形成是被主流社会排挤歧视的结果。在本文中,望京“韩国城”作为一个移民聚居区,虽然也具备一般移民社区所具有的为移民提供基本生活设施的条件,但本文更多地将望京“韩国城”视为移民适应移居地社会所具有的一种结构性机会。这种结构性机会可以从望京韩国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与聚居区的特征体系上被给予和证实。 二、 国外韩国人进入中国 和今天的繁华相比,20年以前的望京还是一片比较荒凉的地方。较早的建筑是丽都饭店,这是一家涉外酒店。按照当时的制度,外籍人士在北京不可以和中国人混住,而是要住在使馆区和涉外酒店里,丽都饭店就是其中的一家。据望京一位社区居委会负责人的介绍,这也是为什么外国人在该地出入较多的最初原因。在望京新城以及周围的一些社区,可以发现一个适合于韩国人生活的很完备的循环系统已经形成。从各种配套的商业设施看,周围鳞次栉比地坐落着挂着韩文招牌的韩式料理店、咖啡厅、美容院、服装店、练歌厅、网吧、跆拳道馆、高尔夫球练习中心、房屋租赁中介公司、定期出版的全韩文刊物、各类社会组织和协会等,这成为支撑韩国人日常生活以及进行交往的网络节点。 和进入中国的其他国家的人相比,韩国人进入中国相当晚,直到1992年两国建交后他们才开始进入中国。在短短不到20年的发展中,望京社区韩国人的聚居经历了几次高峰和低谷的曲折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