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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单一的外宣出版做好外语出版工作, 服务于外语学科建设与学术繁荣 改革开放30年后，我幸运地参与了26年的外语出版。 1982年9月至1993年1月, 除1987年7月起赴美任访问学者一年之外, 我一直从事《外语界》杂志 (包括它的前身《外国语言教学资料报导》) 的组稿、审稿、改稿、定稿和行政领导工作, 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不但学习和掌握了编辑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技能, 了解和熟悉了外语界的教学科研现状与发展方向, 而且结识了一大批外语教师、知名专家和学者, 与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为以后我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以下简称外教社) 开展工作做好了厚实的铺垫。 1993年1月, 我奉调来到外教社担任副总编辑, 后来任副社长、常务副社长, 1997年12月起任社长至今。我先后分管或主管过中小学英语、大学英语、期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直至负责全社的编辑、出版、经营管理工作。尤其任社长的11年里, 我深感责任重大, 无论是产品研发、制作生产, 还是市场推广营销、经营管理, 头绪多、任务重, 时时深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图书质量、特色、前瞻性、竞争力、营销创新、市场满意度、经营管理的效率、效益等指标, 时刻在我脑际环绕, 唯恐稍有不慎而出差错, 愧对领导和广大职工, 真是一点都不敢懈怠。11年中, 我在学校党政和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指导下, 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下, 全社职工齐心协力和共同努力下, 实施了“四个一百”工程, 优化图书结构, 做大做强教材、学术著作、工具书, 带动读物、教参、数字出版的快速发展;全面打造营销队伍, 调整市场布局, 控制和维护好终端市场;加强经营管理, 以人为本, 实施科学管理;全面重视和树立“产品是第一位的、营销是关键、管理是保障”的经营理念, 全面实施品牌战略和出版、科研、教育互动战略, 从而将产品单一的外教社发展成为我国最大最权威的外语教材、学术著作、工具书、教学参考书、外语读物和学术期刊及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基地之一。2007年外教社出版图书1300余种, 其中新书400余种, 数字出版物100余种, 重版率70%以上。从1979年12月建社至今29年来外教社累计出版24个语种的图书6000余种, 总印数逾5亿册。自1998年以来, 图书销售每年增长5000万元, 利润增加1000万元以上, 实现了连续9年的快速增长。2007年销售码洋逾6亿元, 利润逾亿元。据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出版数据通报:外教社的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保值增值率、销售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成本费用率、销售增长率等指标均处于上海出版行业领先地位。在出版主业稳固发展的基础上, 外教社建立了教材与教法研究中心、出版物研究所、出版发展研究所、教育培训中心和7个下属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还自筹资金建造了一栋现代化、智能化、多功能的17000平方米的12层出版大楼, 为出版社的更好更快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 教材的规模和使用情况,也有可能带来传播一种社会现象 绝大多数的高校出版社, 可以说99%的大学出版社, 都是诞生在改革开放中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成长、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文革”10年中, 高等教育遭受摧残, 教学秩序被搞乱, 教学设备惨遭破坏, 师资队伍遭受重创。高考恢复后, 教师队伍青黄不接、教学材料缺乏、教学设备落后、教学手段陈旧等一系列困难亟待解决。针对教科书缺乏、大量教材急需编写出版的问题, 教育部与文化部出版局决定在一批有条件办出版社的高校创办大学出版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便是其中产物之一。教育部的思路是:当时大批教材尤其是很多学科建设和发展急需的教材亟待出版, 按当时社会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 无法完成这一任务。教育部有关部门便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大学出版社来完成。据此, 中国大学出版社所承担的职责、任务和使命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出版高等教育各学科所需要的教材。外教社从诞生之日起便将出版高等外语教育所需的各级各类教材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教材出版, 促进学科建设和发展, 创新教学理论、方法和手段, 支持教师发展, 促进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 1985年新修订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 (高等学校文理科本科用) 经国家教委批准颁布后, 外教社便积极投入力量, 编辑出版按大纲要求编写的《大学英语》系列教材。该系列教材由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6所著名高校联合编写。整套系列教材分为《精读》 (1—6册) 、《泛读》 (1—6册) 、《听力》 (1—6册) 、《快速阅读》 (1—6册) 、《语法与练习》 (1—4册) 。同时, 根据当时一部分高校的要求还编写了《精读》 (预备级) 2册、《泛读》 (预备级) 2册。每一种教材根据需要都编有相应的教师用书。这一系列教材出版后, 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