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照料方式对中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docxVIP

? ? 儿童照料方式对中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 ? 　　 一、引言 　　 儿童照料方式选择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劳动经济学关注的话题，关于这一问题，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正规儿童照料机构(如托儿所、幼儿园和学前班)的可获性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方面。研究发现，使用正规儿童照料显著提高学龄前儿童母亲的劳动参与率①，但是，对于那些由亲戚、朋友、邻居或是保姆提供的非正规儿童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影响的研究却很少，分析非正规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为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制定有效的儿童养育方式都是十分必要的。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延迟退休和全面二孩政策相继提出。全面二孩政策取代计划生育政策，试图通过提高生育率来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迟退休政策试图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来缓解养老金不足带来的压力。考虑到祖父母在家庭中扮演的儿童照料角色，这两项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因此，研究中国祖父母参与儿童照料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有意义。我们使用1991—2011年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数据，研究祖父母参与儿童照料和正规儿童照料对中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表1显示了历年父亲、母亲的劳动参与率和非父母儿童照料参与率。从1991年到2011年，父亲和母亲的劳动参与率都呈下降趋势，高等教育扩招、改革后期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和国有企业改革可能是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从表1可见，父亲的劳动参与率从99.1％下降到88.3％，母亲的劳动参与率从90.3％下降到74.9％，父亲与母亲劳动参与率差异从8.8％增加到13.3％。尽管父亲与母亲劳动参与率差异在扩大，学龄前儿童的母亲仍有70％以上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在正规儿童照料机构供给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祖父母参与儿童照料，这种相对较高的母亲劳动参与率是不可能的。从历年非父母儿童照料参与率可以看出，正规机构参与率从1991年到1993年显著下降，1993年后保持相对稳定，而祖父母儿童照料参与率从1993年到1997年显著上升，1997年后保持相对稳定。祖父母儿童照料参与率上升，一方面可能是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孙辈的稀缺性(Short et al.，2002)使祖父母投入更多的照料；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部分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无法再就业，降低了她们照料孙辈的机会成本，同时，学前教育体系改革，公有幼儿园数量大幅减少(杜凤莲，2008；杜凤莲和董晓媛，2010)。 　　 本文贡献如下：第一，我们发现，祖父母参与儿童照料比使用正规儿童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更大。第二，我们使用祖父母实际参与儿童照料作为主要研究变量，这样会比用祖父母共同居住或居住在附近作为代理变量，得到更可靠的估计结果。第三，我们使用两阶段残差回归法来控制儿童照料方式选择与母亲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内生关系。本文结合已有研究和文献，寻求建立祖父母参与儿童照料与母亲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因果关系②。 　　 文章余下的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实证模型；第四部分是数据和描述性分析；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最后是总结及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文献进行梳理：一方面是正规儿童照料机构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祖父母参与儿童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与中欧、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相似，中国在毛泽东时期(1949—1976年)，为工作的母亲提供带薪产假和补贴式托幼机构，实现了高水平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公有幼儿园大幅度缩减(Liu et al.，2008)，许多公立儿童照料机构被关闭或转型为私立幼儿园，许多幼儿园也不再接收两岁以下儿童(Cook and Dong，2011；Liu et al.，2008)。已有调查发现，幼儿园的可获得性下降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杜凤莲，2008；杜凤莲和董晓媛，2010)，社区中提供儿童照料机构对学龄前儿童母亲的劳动参与率有积极的影响(Kilburn and Datar，2002；Du and Dong，2013)。Song and Dong(2017)发现，不论是城镇还是外出务工的学龄前儿童母亲，儿童照料费用的提高对劳动参与率和正规儿童照料的选择率都有显著负向影响。由于正规儿童照料机构的可获得性下降和正规儿童照料费用的提高，工作中的母亲逐渐向家庭和亲戚寻求帮助。 　　 大多数非正规儿童照料由祖父母提供，且主要是祖母(Posadas，2012；Guzman，2004)③。祖父母参与儿童照料具有灵活性，通常也具有无偿性，是母亲照料的最佳替代品(Wheelock and Jones，2002)；作为正规儿童照料的一种低成本替代方式，祖父母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