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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贷制度的国家道义的偏离与创新的失败传统农贷制度视角下北宋青苗法之再考量 西宁二年（1069年）9月，王安石设计并颁布了《青年法》，这是由三个部门的法律部门通过的，但很快就停止了。元朝元年（1086年），它被废除。随之,对青苗法的评价成为众多官宦与骚客跳不过的纠结。从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污名化批评到南宋君臣的彻底否定,从南宋理学家杨时“无事而侵扰”和胡宏“兴利而忘义”以及真德秀“汲汲财利”的批判到朱熹正反两方面的评价,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害民、扰民”的基本定调到《宋史》“聚敛”的盖棺定论,从四库馆臣的“彰善瘅恶”到陆九渊、李绂、蔡上翔等“桑梓情深”的辩诬与褒扬以及严复、梁启超等人“善美”的彻底翻案,无不体现着这种纠结的延续以及青苗法面纱背后的繁杂。而现代学者不经意间流露的实用主义态度在逐渐抛弃对青苗法“善恶”进行评判的同时,开始深入挖掘其失败背后的逻辑及资治价值,为此得出的观点是多元的:①地主阶级改良派与顽固派政治斗争的结果;②制度设计缺陷所致,难以解决激励约束机制不足、“委托—代理”链条过长、信息严重不对称和监督执行成本过高等弊端;③具体的实施机制与农户的现实需求不匹配、与常平法等相关制度不协调、缺乏可操作的管理制度;④重敛于民以摆脱财政危机的真实目的偏离了“去农疾苦”、“抑兼并”的实施初衷,等等。这些评判基本上是客观的、中肯的,很多地方也撕开了青苗法之硬伤。然而,作为我国传统农贷制度的一次革新,如果将青苗法之成败放置于制度变革高度以及农贷制度持续运行近三千年的广度,可以发现其失败背后有新的逻辑。 一、 传统农贷制度在民国时期的持续运行 在人类社会运行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以社会道德标准为运行基准、以社会效益为主要出发点、由社会关系决定资源分配的道义制度。道义制度具有历史性和社会实践性,但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道义制度通常有着内在一致的运行逻辑,主要包括:①以维护社会成员的生存安全为最高价值追求;②以社会效益为出发点,旨在弥补自然行为、人类活动对社会利益造成的损害;③以社会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为运行基准;④与传统社会习俗和文化密切相关;⑤受社会主体间伦理关系约束,等等。 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贷制度有着悠久的运行历程,它发端于西周时期的“泉库”。据《周礼·地官司徒》载,当时“泉库”管理的国家信用分为“赊”和“贷”两部分,“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这里的“贷”包括为推动农业生产和维持农户生计而发放的国家信贷。西汉时期,我国传统农贷事业得到相当发展,如汉武帝元狩元年六月,亲自派遣博士大等六人巡行全国,“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业者贷与之”;汉昭帝始元二年三月,又亲自派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等等。而随着少府、太仓、常平仓等机构的完善或设置以及相应的监管体系的建立,传统农贷制度逐步完善起来,并持续运行到民国时期。 与其他经济活动相比,封建国家或政府向小农家庭发放的农贷具有明显的道义性,主要体现在这种贷款遵循生存伦理原则、以摆脱贫困农户的生存危机为主旨、不以取息盈利而是以社会利益为目的等方面。 (1) 农贷的短缺性与贫困农户的可获赔偿性 在正常的农村金融市场中,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具有很强的过滤作用,那些信用度低、还贷能力不足的贫困农户往往被排除在借贷市场之外。与之相反,市场化机制在传统农贷制度中基本不起作用,这一制度的出发点和基本目的就是要为那些在农村金融市场中信用水平较低的贫困农户提供维持小农家庭生产和最低生计的借贷资源。 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贷制度为何以贫困农户为放贷对象,张杰的“小农家庭过富则独立、过贫则造反”的解释无疑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统治者与农户之间的道义关系、农贷资源的短缺性等角度,我们依然有可信的解释。一方面,尽管从法理角度和产权安排角度看,统治者在小农家庭遭受天灾之后并无经济意义上的责任,但受统治者与小农长期形成的“父爱主义”、儒家的“有偿剥削”执政理念、统治者平息“天怒”之责等道义约束,统治者对那些因遭灾而处于生存危机边缘的贫困农户却有道德方面的救助义务,否则,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就会大大耗散,“君父”、“圣明天子”、“青天老爷”等维护统治的声誉也会无形中灭失。另一方面,对于建基于传统农业基础上的国家而言,在扣除统治者的奢侈性消费、维护统治工具的巨大开支等之后,经济剩余是极为脆弱的。这就决定了传统国家没有太多的财力投入到农村地区,而农贷这种具有救济性质的开支就更为有限。面对汪洋大海般的、需要得到更多国家信贷支持的小农家庭,农贷的短缺性是极为明显的。出于维护小农经济“不贫不富”的格局,封建国家只会希望把稀缺的信贷资源贷放给处于维生边缘的贫困小农。 (2) 农贷的利息率 理论上,为了维护小农经济的延续,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在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