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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玛吊车》的采录 学术界对赫切族的国家文学遗产和伊马坎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钟敬文先生指出:“这是民族的东西, 有地位, 有分量。《伊玛堪》的出版, 是中国民间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在国际上也有影响, 文学史上应该给它一定的位置”。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刘锡诚在为《伊玛堪》写的序言中指出:“它的问世, 不仅对赫哲族的文化建设来说是一件大事, 而且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 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们是伊玛堪采录、整理、编辑出版的参与者, 本文就是对《伊玛堪》的采录、翻译、整理、编辑出版的几点想法, 求教下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 特殊阶段的采录 我国赫哲族伊玛堪的采录, 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初, 采用有闻必录, 耳听手记。当时, 刚从法国留学归国的青年博士凌纯声, 深入到东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人中间, 采集到10篇说唱故事, 发表在他著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在谈及采录经过时, 凌氏介绍说:“著者于民国十九年春夏与商章孙先生同赴东北调查赫哲族, 在松花江下游, 自依兰以至抚远一带考察该民族生活状况与社会情况, 历时三月, 所得标木颇多, 携归后研究整理, 两经寒署, 始成此书”。“赫哲人的讲故事, 好比中国北方的大鼓, 南方的苏傩。所讲的故事很长, 一个故事常分做好几天讲。讲的时候, 讲了一段唱一段, 但都是空口唱的, 无乐嚣伴秦。他们的故事, 不是人人能讲, 讲的最多的一个人亦只有五六个故事。……我们只本着有闻必录的精神, 不论其为荒唐的神话, 或可信的史料, 一概记录。要知道, 我们视为荒唐的神话, 在初民的信仰上比可信的事实影响他们行为力量更大。因此, 我们记录故事的目的, 只在探求他们过去的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而不计及文学的和历史的价值。” 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末, 采用耳听手记的方法。当时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刘忠波先生为首的一些民间文学工作者深入到三江平原赫哲人聚居地的村屯, 采录了同江县八岔村吴进才说唱的伊玛堪故事《安徒莫日根》, 饶河县四排村葛德胜说唱的伊玛堪故事《满格木莫日根》, 分别发表在《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和《赫哲人》这两本书中。在这阶段, 第一次把赫哲族说唱故事称为“伊玛堪”, 认为“伊玛堪”是赫哲族口头流传的说唱文学。 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 采用录音机全部实唱录音。当时在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王士垦的组织下, 伊玛堪抢救小组成员先后多次深入到赫哲渔村, 采录了饶河县四排村葛德胜说唱的《满都莫日根》、《香叟莫日根》、《木都里莫日根》、《阿格弟莫日根》、《沙伦莫日根》等七部长篇伊玛堪, 同江县街津口民族乡尤树林说唱的长篇伊玛堪《马尔托莫日根》, 同江县八岔民族乡吴连贵说唱的《木竹林莫日根》、《木都里莫日根》、《西尔达鲁莫日根》、《莫特格格富真》、《抗婚》、《小媳妇》等伊玛堪片断, 先后发表在《黑龙江民间文学》第2、12、20、21集。 分析以上采录情况, 我们有以下认识: 一是在第一阶段还没有出现“伊玛堪”这个词。凌先生只是把这些说唱故事分成四类:英雄故事、宗族故事、狐仙故事、普通故事。这种说唱故事没有保存唱段, 只采录了故事梗概, 没有反映出这种说唱故事 (即伊玛堪) 的原貌。 二是在第二阶段虽然已经出现了“伊玛堪”称呼, 第一次把说唱故事称为伊玛堪, 但是在发表的记录稿中, 仍然没有唱词, 只有伊玛堪的故事梗概, 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三是只有第三阶段才是真正把赫哲族民族文化遗产——伊玛堪保持了原貌, 采用录音机的科学采录方法, 采录有8部长篇和6部片断, 为抢救赫哲族民族瑰宝, 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 二、 赫哲语的翻译 伊玛堪的翻译主要有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说唱者用赫哲语说唱一段, 然后由另一位熟悉汉语的赫哲人口译, 由采录者手记。如凌先生在书中说:“我们此次共采集到十九个故事, 其中有十八个故事, 都是口译笔录的” 第二种是说唱者用赫哲语说唱一段, 然后自己用汉语翻译一段, 由采录者手记或录音。如《木竹林莫日根》、《莫特格格富真》、《吴胡萨莫日根》等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的。 第三种是翻译者根据录音带, 放一段, 译一段, 由采录整理者手记或录音。如《香叟莫日根》就是采用这种方法。 第四种是翻译者根据说唱的录音带, 一字一句地用国际音标写出赫哲语, 一字一句地直译, 然后再意译。如《希尔达鲁莫日根》、《满斗莫日根》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比较分析以上四种翻译作品, 我们认为:第一种翻译的特点是忠于原来说唱, 当场直接把说唱内容口译, 是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缺点是由于翻译的汉语水平有限, 所以在翻译中存在一些问词不达意的问题。第二种翻译特点是忠于原来说唱, 理解说唱内容, 比较好地翻译了原文, 是重要的原始资料, 存在不足也是由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