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缩影律赋与规谏之文也庆历太学新体新论兼论欧阳修对庆历太学新体的促进.docxVIP

北宋缩影律赋与规谏之文也庆历太学新体新论兼论欧阳修对庆历太学新体的促进 北宋的“监察体”包括庆历的“监察新体”和嘉佑的“监察体”。朱刚的“大学经历”及其周边问题进行了明确分析。然而迄今为止, 学者几乎众口一词地认定“太学体”是一种古文, 对庆历“太学新体”研究最为深入的当属祝尚书先生的《北宋“太学体”新论》一文, 祝先生也认定“太学新体”是指“论”一类的古文。但笔者在细读相关文献材料时发现, 庆历“太学新体”所指称的对象中, 最具代表性的文体似应是科场律赋, 而不是学者们通常认为的古文。而且“太学新体”的形成与庆历学风有密切联系, 欧阳修则直接推动了“太学新体”的形成。张方平打击“太学新体”的意义更多地限于科举范围内, 而缺乏文学上的导风引流的意义。 一 张方平的“科场旧条”“ 关于“太学体”究竟指的是什么, 自曾枣庄先生《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指出嘉祐“太学体”是一种古文后, 葛晓音、东英寿、祝尚书诸先生相继有文章对“太学体”作出辨析, 都认为“太学体”是一种以“奇涩险怪”为主要特征的古文, 并将其与北宋古文运动进程联系起来, 肯定了张方平、欧阳修对文风流向的引导之功1。然而朱刚先生近来研究指出, 庆历“太学新体”与嘉祐“太学体”之间并无直接的承继关系, 那么此前关于“太学体”就是古文的判断也有必要重新审视。 庆历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张方平在协助孙抃完成当年的贡举评卷工作后, 即以贡院的名义上奏, 请求诫励天下举人文章。在这份奏章中, 张方平将当时以“怪诞诋讪”、“流荡猥烦”为特征的科场文章称为“太学新体”, 并简要陈述了这种文体的源流所自及具体表现。然而细读张方平的这份奏章, 我们却不难发现, 张方平批评的“太学新体”很明显包括了律赋、策、论三种科场文章: 今贡院考试诸进士, 太学新体, 间复有之, 其赋至八百字已上, 而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论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问而妄肆胸臆, 条陈他事者。1104册, 卷20 其中, 律赋被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上, 对其具体特征的陈述也较论、策为多, 这似乎显示了律赋在“太学新体”中的代表性地位。但是北宋熙宁三年以前省试三场, 第一场诗、赋, 第二场论, 第三场策, 所以张方平按这样的顺序来陈述也许并无轻重之意。但是笔者注意到, 张方平在上奏中还说:“朝廷恶其然也, 故下诏书, 丁宁诫励, 而学者乐于放逸, 罕能自还。”1104册, 卷20也就是说, 在张方平之前, 朝廷已有诏书诫励。的确, 在庆历五年三月, 朝廷应时权判贡院的杨察之请下诏“科场旧条”“一切无易”2, 将庆历新政中“精贡举”的相关举措通通废止, 并对举人“诗赋即以汗漫无体为高, 策论即以激讦肆意为工”提出严厉批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载录杨察该奏疏后又注云:“本志又于此诏后书张方平知举, 请下诏戒辞赋新体。”卷164李焘将张方平所指斥的“太学新体”径称为“辞赋新体”, 这说明在李焘看来, 当时的科场律赋是最能代表“太学新体”特征的文体, 张方平批驳的也主要是律赋, 而非论、策。李焘是南宋人, 他的理解也许不够准确, 但哲宗元祐七年范祖禹上奏亦云: 往时开封举人路授倡为长赋, 几千言, 但为浮辞, 不求典要, 当时能文者往往效之, 得张方平摈斥而其文遂正。嘉祐初刘几辈喜为怪僻, 得欧阳修革去, 而其风复雅。卷472 这恐怕是最早将张方平与欧阳修扭转太学文风事件并置的文献了。范祖禹说得非常清楚, 张方平摈斥的是长赋, 而开封举人路授则是擅作长篇律赋的代表人物, 其赋的特征与张方平所指责的律赋特征亦相当一致。作为官方文书, 想来对于本朝事实的表述应当是严谨的。而且就在张方平上书之后, “御史王平又请赋毋得过四百字”卷158, 足见律赋才是反“太学新体”者关注的焦点。 祝尚书先生据张方平的上书, 把“太学新体”的形成过程归纳为:“一是景祐元年的科举考试, 这是起点;二是‘尔来’的滋生蔓延;三是太学建立之后石介的作用, 是‘太学体’的正式出笼, 也是它的极盛时期。”72并引用了景祐元年殿试之前颁下的一份诏书, 其文云: 贡院所试进士, 除诗、赋依自来格式考定外, 其策、论亦仰精研考校, 如词理可采, 不得遗落。赋如欲不依次押官韵者听。4270 祝先生认为:“从上引三月一日的诏书可以看出, 诗赋‘依自来格式考定’, 而对策、论, 似乎有所更改。殆由于此, 某些士子的怪僻文风得以乘机而入, 一变传统的体式, 故称之为‘变体’。”“《积善成德论》‘言切规谏, 冀以感寤人主’, 盖它能紧密联系时事政治, 改变了论题的惯有作法, 故有‘变体’之称。”73的确, 朝廷在景祐元年殿试前强调了要对策、论精研考校, 但并没有对其格式作出变改, 倒是对律赋的格式要求有所松动, 允许不依次押官韵。自太平兴国三年九月, 宋太宗下诏“自今广文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