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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戊戌变法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近代的著名人物。他的名字与1898年的《新清丽法案》密切相关。他们两人曾经生活在中国近代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对近代历史的演变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在他们为实现改良政治、救亡图存而进行的教育改革中, 音乐启蒙教育也成为他们思想主张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众所周知, 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 非常看重教育的功能。他把从事教育事业当作进行政治活动、救亡图存、振兴国家的重要手段, 是一个典型的教育救国论者。在其教育思想的著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倡导音乐教育的内容。在写于1891年的《长兴学记》中, 他不仅对学生提出了义理、经世、考据、词章以及礼、乐、书、数、图、枪的知识培养, 而且对学生提出进行音乐、舞蹈、体操和军事技艺的训练。他还特意撰写了《文成舞辞》, 让学生伴随着鼓乐的节奏, 边歌边舞, 以此陶冶学生的性情, 锻炼学生的体质, 以便去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 (郭齐家著:《中国教育思想史》,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377～378页) 这些主张在其后来著名的《请开学校折》 (1898) , 尤其是《大同书》 (1902) 中有进一步的阐发。在《请开学校折》中, 为“鼓荡国民, 振厉维新”, 他呼吁“广开学校, 以养人才”。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第107页) 他提出对七岁以上的孩童应“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 把歌乐作为众多科目中的必修科目之一。在《大同书》中, 康有为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音乐教育, 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划, 例如从孩童 (3～5岁) 开始, 就要求育婴院不仅要“养儿体”、“开儿知识”, 而且要“乐儿魂”, 认为“婴儿能歌, 则教仁慈爱物之旨以为歌, 使之浸渍心耳中。”对小学 (6～10岁) 的音乐教育也有要求:“儿童好歌, 当编古今仁智之事, 令为歌诗, 俾其习与性成。”对中学 (11～15岁) 的音乐教育则提出了更为明确的目的, 因为“此时纯为学龄”, 乃“一生之学根本于是”, 故“养体开智以外, 又以育德为重”, 但礼乐也不可废, 他说:“礼以固其肌肤之会, 筋骸之节, 人世相交之道, 公家法律之宜;乐以涵养其性情, 调和其气血, 节文其身体, 发越其神思。”至16～20岁的大学教育中, 康有为认为:“大学更重德性, 每日皆有歌诗说教, 以辅翼其德, 涵养其性, 而所重则尤在智慧也。”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第113～120页) 可见, 康有为已初步有了把学习音乐和德育、智育与体育的教育并重的意识, 明确指出每个阶段学生学习音乐与德育、智育、体育的关系。一方面, 他对音乐学习的重视是建立在以德、智为主基础上的, 这是大方向;另一方面, 他又倡导德、智、体、美平衡发展, 充分看到了音乐对人的思想的陶冶、智慧的开启的重要性。这样, 音乐教育不仅构成了康有为革新求强、救亡图存思想中有机的重要一环, 而且也使康有为成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最早的提倡者。 作为康有为的学生, 梁启超不仅继承并且大大发展了康有为关于音乐教育的思想理念。他认为, 音乐教育在“开民智、育人才”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 应立之于幼学, 故在《论幼学》中特别强调指出,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儿童教育理念中, 儿童“必习音乐, 使无厌苦, 且和其血气也”。就是说, 从小向儿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传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知识时, 不仅“必习体操, 强其筋骨”, 更要授以音乐教育, 使儿童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得到和谐发展。 梁启超的音乐教育思想还突出体现在两大方面。首先, 作为“新民”运动的大力鼓吹者, 他不仅认识到音乐教育的重要性, 而且看到了音乐教育的社会作用, 认为“乐学渐有发达之机, 可谓我国教育界前途一庆幸” (张静蔚编选:《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 第113页) 。并强调“欲改造国民之品质, 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 (同上, 第106页) 。在这里, 梁启超将“音乐”看得与“诗歌”一样重要, 并称之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且特别指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 苟从事教育, 则唱歌一种, 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阙者。” (同上, 第112页) 其次, 倡导“音雄以强”、“发扬蹈厉之气”的军歌。他说:“顷读杂志《江苏》, 屡陈中国音乐改良主义, 其第七号已谱出军歌、学校歌数阙, 读之拍案叫绝, 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 (同上, 第106页) 他以斯巴达的历史证明军歌的巨大威力:“昔斯巴达人被围, 乞援于雅典, 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学校教师应之, 斯巴达人惑焉。及临阵, 此教师为作军歌, 斯巴达人诵之, 勇气百倍, 遂以获胜。甚矣声音之道感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