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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之戏杀与斗杀 一、 唐代法律“杀恶”的起源 (一) 定罪与定罪 唐朝的法律使用客观、具体的法律文件来规定各种犯罪行为。为了实现正确、适当的认定行为，法律文件通常通过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列出来解释具体的犯罪。律文通过肯定的表述某种犯罪行为的具体特征借以确定犯罪行为,通过否定的表述某些特征借以与相近的犯罪行为区别开来1。 1. 法律规定的正面表达 (1) 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死亡 张斐注律曰:“两和相害谓之戏”。“两和”为起因,“相害”为结果。戏杀人即为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死亡。“两和”表示“戏”之双方行为人对共同的行为及危险结果有共同的认识,《斗讼》“戏杀伤人”条(338)《疏》文谓“两和”与“相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力共戏,因而杀伤人。” (2) 共同认识的贯穿行为 “和”必须贯穿整个行为始终,“戏”之双方对危险行为及可能的危害结果的共同认识贯穿行为始终,《斗讼》“戏杀伤人”条(338)《疏》文释:“虽则以力共戏,终须至死和同,不相嗔恨而致死者。” 2. 家族伦理秩序的维护 不和同不得为戏。戏杀要求“戏”之双方“至死和同”,不和同者则不得为戏。若不和同为戏而有致人死亡之结果发生则不为戏杀,而为更严重之犯罪。对于不和同强为戏而致人死亡,律文规定“从斗杀法”。不和同而强为戏,行为本质已发生变化,不再是“两和相害”而是“两讼相趣”,行为人的罪过形式产生了质的变化,行为人对自己的危险行为致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