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的情境性与儒家死亡德性论的当代复兴.docxVIP

德性的情境性与儒家死亡德性论的当代复兴 我们不能征服死亡，但我们可以克服由死亡引起的恐惧、悲伤和毫无意义的能力。既然死亡是任何文化中都必须面对的事件和情景,那么,每一种文化中就必然会发展出这样的德性理论;那么,中国主流文化形态即儒家的死亡德性论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要探讨的主题。 一、 死亡德性与生活德性 “德性”(virtue)是一个外来词,在古希腊时代,是指一个人过好生活的能力,是指人的品质中任何一种卓越(excellence),如健康、勇敢、友爱等。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无疑也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能力和道德品质的,如仁义礼智等,因此,儒家的道德理论总体上常常被当作是德性论的。 在德性论的当代复兴中,“德性”有着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理解和以安斯康比为先导的经验论理解;他们的主要差异体现在对与德性紧密相关的概念“品质”(character)的理解上。 在历史主义看来,德性“品质是其所处文化的道德代表……通过这些品质,道德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和理论表现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具体化了的存在”(P37)。“为这种文化的成员提供文化的和道德的理想。”(P39)在经验主义那里,德性品质是一种心理学的东西,品质特征“是一种长时期相对稳定的并导致以独特方式行动的气质”(P317)。“如果一个人拥有一种德性,她就会在给定的德性相关的条件下展示出一种德性相关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概率显著地高于某个值P。”(P509) 如果我们对荀子的“常安之术”作一定的诠释,也可以得到类似的描述,荀子写道:“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谩突盗,常危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荀子·荣辱》)在这里,仁义作为德性,导致君子(有德性的人)的某种稳定性(“常安”)行为,但并不是100%的稳定(“未必不危”),即只是其概率高于某个值P,偶然也有违背的行为。 不管是历史主义德性论,还是经验主义德性论,它都承认德性的情景性。在历史主义看来,德性品质的内涵相关于历史和文化,是特定历史文化的道德代表。而经验主义者则利用情景主义心理学实验说明德性的情景性。死亡德性就是人的德性在死亡情景中的表现,它与生活德性既不相同,又相互关联。 首先,生活德性与死亡德性是相互联系的。正如麦金太尔所论证的:“认识到自己是这样一种社会的人并不是要占据一种静止固定的社会位置,而是要发现自己被置于朝向一定目标进发的旅途中的一个点上,度过生命就是能或不能朝一既定目标前进。从而,一个彻底的或完成了的生命也就是一个成就,死亡不过是可以把某人判断为幸福或不幸的那个点。所以,古希腊格言说道:‘幸福与否,盖棺论定。’”(P44) 其次,生活德性与死亡德性是有区别的。生活德性与死亡德性所处的情景是不同的,而这种情景差异的主要表现在心理上:生活所面对的主要是社会,而死亡要面对的常常只是自己;生活的未来虽然是未知的,但在逻辑上却是可知的,可能充满焦虑,但却还有向往,而死亡的未来在逻辑上就是不可知的,只有焦虑与恐惧。另外,就其德性意义而言,生活德性是为了幸福的生活,而死亡德性则主要是死亡的安逸(克服心理情景中的恐惧)。 为此,我们将死亡德性看作是生活德性的继续,是生活德性在死亡情景中的实现,也就是说,死亡德性与生活德性的区别不是本质上的,而只是情景上的;德性是成熟人的一种稳定的心理品质,是人的一贯的行为倾向,一个有德性的人还意味着其作为成熟的人内心的和谐与幸福。 二、 观点及其问题的普遍性 当我们在考察一种思想体系的本质时,常常会引用思想家们自己的某些精练的语言或格言警句来表述其思想。在研究儒家死亡观的文献中,儒家言论引用频率最高的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和“未知生,焉知死”。 “杀身成仁”语出《论语》:“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就像孔子许多其他格言一样,这是一句孤立的话,我们甚至无法对其做语境分析;但是,这句话本身却提供了一个情景,那就是“求生”与“害仁”之间的两难处境。也就是说,在这种两难处境中,孔子是主张“杀身成仁”的。然而,大多数人的死亡并不是面对这种两难处境,或者说,这种两难处境毕竟是罕见的,不具有普遍性的。同样地,孟子的“舍生取义”也是特定情景中一个两难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不同于孔子的地方在于,孟子给出了大量的论证性的语境,颇有逻辑分析的意味。 在我们看来,“舍生取义”的非普遍性是明显的。首先,“义”只是高于“生”的一种欲求而不是唯一的欲求,只在“生”与“义”产生两难的特定情景中可以成立;其次,孟子的“最初立论”并不是一个包含 “凡”的普遍性陈述,而是一个包含着“有”的特称陈述,因此,即使“舍生取义”可以从“最初立论”中推出,它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