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政学.docxVIP

梁启超与政学 梁启超的学校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在湖南的时间学校工作上，而梁振英创办的东京大同中学却很少。本文根据已有文献, 并补充有关日文档案和文书, 对梁氏创办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的起因、过程、教学情况, 以及该校学生的思想行动略加爬梳, 从而再现湖南时务学堂、东京大同高等学校两者内在的精神和人脉关系。 一 湖南了,其学之“救亡”,其又作“致乱”的时务学 梁启超对振兴教育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日本通过学习西方成为强国, 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以失败告终。原因是什么呢?梁启超认为, 洋务运动只是部分的、表面上的改革, 并未触动根本, 结果是逐末而失本。他说:“日本变法, 则先其本, 中国变法, 则务其末, 是以事虽同, 而效乃大异也”1。这是对洋务运动的精辟总结。只有进行全面深入的变革才能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 所谓全面深入的变革就是政治制度、教育机构、经济制度等的改革, 而教育的振兴是一切改革的基础。他说:“欲求新政, 必兴学校, 可谓知本矣”1。他又以日本为例说:“日本之当路知此义, 变法则独先学校, 学校则首重政治。采欧洲之法, 而行之以日本之道, 是以不三十年而崛起于东瀛也”1。兴学重教思想是梁启超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897年秋梁启超离开了上海的《时务报》报馆2, 就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 这是梁启超办学校的开始。关于时务学堂的情况, 梁启超自己回忆说: 启超创一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