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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与氮素循环 1 对土壤微生物的活性和消长 自然界中氮素形态之间的转化包括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但在土壤氮生态系统的氮循环中，微生物主导氮的矿化和固定。一方面, 微生物矿化有机质释放出矿质营养以满足作物和土壤中微生物的需求;另一方面, 微生物对无机氮肥的生物固定减少了氮肥的损失。有研究表明, 土壤微生物不仅是土壤氮素的微生物矿化和固持的执行者, 而且是提供植物营养元素的活性库, 直接调节土壤氮素的供给。因此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的活性及其消长被认为是土壤氮素内循环的本质性内容。本文拟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及其在土壤氮循环中的作用作一简要综述。 2 农田和农田生物酶活性成分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是指土壤中体积5 000 μm3活的和死的生物体 (不含活体植物根系) 内氮的总和, C/N值一般为5～6。它是土壤有机态氮中最活跃的组分, 是土壤中有机-无机态氮转化关键的环节之一。不同研究者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占土壤全氮的比例 (BN/TN) 的结果不尽相同, 但一般在2%～7%。Azam等发现农业土壤的BN/TN为2.6%～14.8%, 平均约6.4%。Bonde等的田间试验发现,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为20～200 mg·kg-1, BN/TN为3%～6%。Joergensen等对德国38个森林表层土的调查表明,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为30～347 μg·m-2。Anderson等对26个农业土壤的研究发现, BN/TN在0.5%～15.3%, 平均约5%。洞庭湖区水田表层BN/TN为1.83%～6.42%。湖南省8个长期不同施肥处理的水稻BN/TN为2%～5%, 平均为3.6%。浙江7种不同利用方式的红壤为1.8%～4.0%。 不同生态系统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含量不同。Billore 等研究表明, 草地表层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为6.96 g·m-2, 落叶林为24.8 g·m-2, 常绿林为20.7 g·m-2。吴金水报道, 耕地和草地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分别为80～230和125～500 kg·hm-2。周建斌等汇总了国外不同地区不同农业生态系统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含量的测定结果, 农田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含量为40～385 kg·hm-2, 林地为130～216 kg·hm-2;草地为40～496 kg·hm-2;其平均值变化顺序为草地农田林地。彭佩钦等对洞庭湖湿地的研究表明,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的含量顺序为湖草滩地垦殖水田芦苇滩地。李世清等研究表明,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高低顺序为森林土草原土农田土壤。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随土壤剖面深度增加而下降。Silvana等用不同污泥用量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的研究发现,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在表层 (0～10 cm) 变化范围为11～101 mg·kg-1, 在10～20 cm为8～84 mg·kg-1。彭佩钦等对洞庭湖3类湿地土壤剖面中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的含量研究发现, 其随深度的增加而降低至40 cm基本稳定。巨晓棠等对冬小麦生育期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的变化监测结果表明, 其含量在不同土层顺序为0～2020～4040～60 cm土层, 这主要是因为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丰富, 微生物活动旺盛。但也有例外报道, Wang等对荒芜区、竹林、中国杉林、桔园和水稻土中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研究发现, 荒芜区、竹林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增大, 竹林 (0～20 cm) 表层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最大, 而中国杉林、桔园和水稻土20～40 cm最大, 在所有处理中, 40～60 cm处最低。 3 外部条件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的影响 3.1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与水的关系 水分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Zaman等研究发现, 水势影响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 所有处理中, 其最适水势为10 kPa。van Gestel等研究表明, 在湿润冬季和初春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的质量分数最高, 而在干旱夏季最低, 土壤水分是主要影响因子。Jenkinson认为水分含量调整到50%～60%是薰蒸培养法高精确度的必要要求。但Joergensen和Kaiser等认为, 土壤含水量不影响薰蒸浸提法。沈其荣研究表明, 旱作土壤含水量为田间持水量80%～90%时,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达到高峰。李世清等则发现, 田间试验土壤水分含量在10%以上, 基本能满足微生物活动所需, 因而认为微生物生物量氮的变化与水分关系并不密切, 并用培养试验进一步证明了该结果。欧伟等认为, 不同水分管理方式在水稻分蘖期和抽穗期对微生物生物量氮无影响。 3.2 生物生物量碳/氮比 Moore等研究种植作物对土壤微生物量氮影响发现, 作物轮作和覆盖显著影响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连续4年耕作, 多种作物轮作的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最高, 而单种大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