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高拱臣事功不世.docxVIP

明代高拱臣事功不世 治吏宽猛,权计不忘“宏观”字事 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内阁制度达到了鼎盛时期，第一位辅助官员成为了著名的助手。其中，徐杰、高虎和张居正之间的接触程度很好，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但徐阶、张居正辅政时间较长,生时显赫于世,死则留名于后。徐阶有倒严嵩之功,张居正有改革之劳,颇为史学家所关注,尤其张居正,研究他的论著盈千累万,不可胜数,至今不衰。独有高拱,论见识才干不亚徐张,论相业功绩卓然有成,论学问德行又高一筹,然而身当徐张两名相之间,秉政二载,其志才未能充分施展,便被排逐,郁郁而死,身后也较为冷落,其学问鲜为世人所知,其事功、又为史家之笔所简略,有关研究文字寥寥可数,至今犹然。此种寂寞状态,实在令人为之惋叹。 高拱字肃卿,号中玄子,河南新郑人,生于明武宗正德七年(公元1512),卒于明神宗万历六年(公元1578),死谥文襄。据郭正域《高文襄公墓志铭》称,高拱少年苦攻经义,“为文不好琐屑,而沈雄开爽,出人意表”。嘉靖二十年举进士。穆宗为裕王时,高拱任他的侍读讲官,凡九年,深得裕王倚重。后经徐阶推荐,拜太常卿,掌国子监祭酒。嘉靖四十一年擢礼部左侍郎。寻改吏部兼学士,掌詹事府事。进礼部尚书,召入直庐。嘉靖四十五年拜文渊阁大学士。穆宗即位后,进少保兼太子太保。与徐阶不睦,而矛盾日益激化,为言官弹劾,辞官归养。隆庆三年冬,徐阶罢相,穆宗复召高拱,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继徐阶之后为首辅大臣。隆庆四年到六年,在穆宗信任与重托下,高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一系列改革,在清整吏治、选储人才、安边强兵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使明朝多年因袭虚浮、积弊丛生的内政外交,有所改观,出现一股清明刚健之新风。他的朋友、资历略浅的张居正,亦有扶助之功,但谋划施行,首赖高拱。高拱勇于任事,殚思竭诚以谋国治,《墓志铭》说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凡晨理阁事,午视部事”,繁忙异常,是一位忠于职守的实干政治家。在兼吏部尚书的短短二年中,他自拟呈皇帝诏准而颁行的奏疏,竟在二百五十余份以上,其夙兴夜寐、勤勉为国之情可想而知。 高拱任相期间最显著的功勋是圆满处理贵州安国亨事件和实现俺答封贡事,特别是后者,使频年北患,终于解除,此后北部边境安定达三十余年。在这件事中,高拱是主要决策者,实有大功于明朝政府与百姓,因之更得到穆宗的器重。高拱虽然才干超群,但性格急躁偏狭,质直好露,不谙权术。《明史》本传说他“性直而傲”,王世贞《高拱传》说他“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正当高拱才气横溢、英锐勃发,大有作为之时,不幸穆宗去世,失去靠山,在神宗即位后,他又不懂得如何重新取宠固位,反而开罪于有势宦官,何况身边又有一位虎视耽耽觊觎相位的张居正,他却丝毫没有觉察。于是城府很深、机谋过人的张居正,便趁此良机与宦官冯保勾结,取得太后支持,采取突然袭击,宣诏驱逐高拱,高拱落魄而去,内阁大权遂归于居正。高张二人才识等齐,而沉机默运高拱不如居正,两雄不能并存,张胜高败,实属难免。 高拱志不尽舒,才不尽酬,晚年受到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当高拱斥退乡里后,张居正担心他东山再起,曾利用王大臣闯宫一案,欲诛灭高氏一门,后因群议鼎沸而罢手,充分暴露出张居正作为一个封建政治家险邪忍狠的一面。然而公道自在人心,对于高拱的业绩及遭遇,明人即有较客观的评论。万历十二年(即高拱去世六年时)户部主事马之骏辑刻《高文襄公集》,他在序中将高拱、张居正称为隆万间两“名相”,“皆豪杰之致也”,他称赞高拱的定边功业“实不下李(李纲)寇(寇准)”,是“备文武之质者”,并以极同情的口吻说:“且前公者(指徐阶),妙于收誉;而后公者(指张居正),工于用毁。公之幸不幸,又何如也。”郭正域是万历间人望所归的耿介之臣,他给高拱作的《墓志铭》中也说,当嘉隆之际,相臣中身任天下之重,而能“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高拱为张居正所倾,这是他个人的不幸;高拱所开创的政治改革事业为张居正所继承和发扬,这又是高拱不幸之中的有幸。高拱是一位可敬可爱的人物,他在政治舞台短暂的一幕中,有声有色的干出了一番事业,并影响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政治生活与思想,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形成,历史会给他应得的评价。 从“虚”到“实”“实政” 明代弘治时期曾一度有中兴气象。不久明武宗即位,武宗是历史上颇有恶名的腐朽荒淫的皇帝,于是朝政趋于腐败。明世宗即位初期锐意求治,不久,他就热衷于“议大礼”、改祀典,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崇道教,好方术,—一心想长生成仙。奸臣严嵩秉政二十余载,以权谋私,卖官鬻爵,贪污受贿;又利用嘉靖帝的猜忌刻薄,巧妙打击异己势力,残害忠直之士。内政浊而边防弛,此时“南倭北虏”的威胁骚扰最为严重。总之,内政外交都出现衰败危难的局面。徐阶为首辅之后,一反严嵩所为,宽刑省狱,清正朝纲,局面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