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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生物院士增选我们如何评价生物大学 作为其他科学领域的爱好者，我也阅读了关于国外和古代的书籍。后来自己查资料写过150多年前的孟德尔、40年前的屠呦呦和张亭栋。如果写作对象与作者的空间和时间太近，可能算不上好的科学史，但也许可作史料。 如果读者感兴趣谁选上谁选不上院士，不妨就此打住，不用读以下文字。 如果读者觉得院士选举可以作为中国目前文化中有代表性的一只麻雀，透过公开可查的背景资料和文献、透过有部分客观标准的同行评价，来看一般发生在背后的事件，讨论社会某些现象的缩影，那么，本文可为周末读物。 生物三大公气象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6位曾任国外正教授的候选人中，5位全时回国的皆落选，1位尚未全时回国的当选。限于专业背景，本文只讨论生命科学和医学部，其中3位正教授全军覆没。虽然生物医学部不乏学术上判断公正的院士，却仍未能避免出现社会关注的“逆淘汰”现象。 科学院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并非问题所在，而在于文化。逆淘汰现象，在中国基层出现不少，但受一般人尊重的科学家精英团体中也出现这种情况，对国家的负面影响可能就不限于科学界。 众所周知，生物医学部在判断应用性研究的质量方面有缺陷，缺乏能力判断前辈的研究，一个例子是以前袁隆平曾落选生物学部。不久前大家也了解到，老科学家屠呦呦和张亭栋在国内做出的科研成果，拯救了全球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但几十年来未被生命科学和医学部所肯定。近年，生物医学部显出其判断以论文为代表的基础科学成果的能力也有缺陷，多次出现增选的生物院士水平不高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的情况。 一般人为落选者考虑，而实际上，多次出现问题、出现较大问题，结果是否定生物医学部的能力和公平，从而使得其权威性、可靠性和公信力降低，而且恢复起来可能不是很快。 2011年增选的简单事实可留给后世社会学家提供解剖2010年代中国科学文化的一只麻雀，有可供保存的记录，看到把荣誉视为利益的排斥才能者如何使荣誉打上黑色的印记。 1.生物医学部本年度当选者，与往常一样，多数做基础研究，以科研论文为代表性成果。原候选人施一公全职在国内发表的优秀论文远多于中国任何科学家，他的落选势必引起海内外相当多的生物学家和一般学生质疑生物医学部是否以学术为首要标准。 2.施一公是发表优秀论文最多的大陆华人生物学家，因此刷掉他发出的信号不仅与他个人有关，而易被理解有意教训以他为代表的大多数优秀华裔生物学家。 3.针对优秀论文特别多的施一公，有人提出不能以论文取人，而论文数量和质量远不如他的人，并无论文以外的贡献，却当选院士。 4.同在生物医学部，施一公在国外期间的大批优秀论文、重要学术成果据说不能算数，而多位候选人需要用国外做学术期间的论文才能凑上10篇代表性论文的数字，学术成就低于施一公的人，还可用第一作者和第一地址都在美国的论文当选中国院士。 5.如果生物医学部不喜欢施一公曾就科技政策发表过评论文章一事，那么排斥科学成就优于本次当选者、低调无比的韩家淮，就不可能是因为个人风格的问题，而韩家淮本人学术表现优秀，如果用中国注重的引用率来衡量，他一个人的引用数可能超过很多院士的总和。 6.近十几年来，生物医学部曾将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者选为院士、且迄今仍有不止一位未放弃外国国籍。而2011年，在科学院主席团已依据官方证明正式确认候选资格的情况下，生物医学部却仍争议已获得中国国籍、放弃美国国籍的施一公的所谓国籍问题。 7.在回国人员普遍没在国外做过教授、而国家希望大力引进高层次留学人员回国的背景下，生物医学部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三位曾任美国正教授、讲席教授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国内的学术成就超过其他候选人，2010年韩家淮已因国内工作获每年给很少人的“长江学者成就奖”，却出现似是而非的借口专门挑剔他们，让他们全部落选，而只在国外做过学生或博士后就回国、国内工作迄今国际影响极小者却无人提意见而当选。 8.与生物医学部排斥全时回国数年的原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施一公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外的学部选出在候选时尚未全时回国工作的国外教授。 9.两年前，未全时回国、也非美国院士的华人材料科学家被推选为外籍院士，表明还有其他学部珍惜和支持国外成长的优秀华人科学家，而在生命科学界，一些有突出贡献的海外华人生物学家，包括为中国做出重要贡献的、已经全时回国的、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大陆华人，却不获生物医学部提名为外籍院士。 10.从生物医学部的具体案例可见，重视的不仅不是学术水平，而且不是年龄、不是学术年资、也不是在国内科学贡献大小，水平低一点、年纪轻一点、年资低一点、国内工作少一点，都不是特别的问题，而在有些人面前低头排队的时间，有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在现有院士中有优秀科学家、也有公正和善良科学家的情况下，在科学记录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出现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