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英到草根明代讲会的转型与王阳明学的转向.docxVIP

从精英到草根明代讲会的转型与王阳明学的转向 在中国传统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学术界通常分为三个层次：公众、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发展形式，《朱子学》和《阳明学》在传播过程中尤为突出。从文化传播学的视界看,阳明学可谓中国传统儒学输入东亚诸国较为成功的案例之一。而若基于比较东亚阳明学之立场,则或许可以作出这样的定位:日本阳明学所走过的发展道路是武士(主要是中下层武士)儒士化与儒士武士化双向互动的过程,韩国阳明学的历史境遇是脱离社会政治磁场而迈入纯粹知识磁场的过程;(1)中国阳明学在中晚明的突出面向之一,是从“精英”到“草根”的转向与变异。(2)尽管中国阳明学的这一转化过程,主要发生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右地区和其它边缘地区,而并非发生在阳明学的诞生地浙中地区和距离政治中心较近的南中地区;又尽管在中国阳明学的草根化的转化过程中,还同时存在着政治精英化的倾向,但就中国思想史的主体而言,阳明学的草根化要明显强于它的知识精英化;而且较之其政治精英化,其草根化的趋势或许更具颠覆性的意义。本文即拟以中国阳明学的讲会运动为例,对阳明学在中晚明转向草根化的过程和形态作一探究。 一 乡会与宗族组织的兴起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理念是以农立国、以孝治天下,这在明初颁行的《圣谕六言》(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中有简明扼要的表述,它对后世的影响十分巨大。尤其到了中晚明,随着阳明学的渐趋平民化,使得《圣谕六言》成为阳明学讲学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泰州学派的王艮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王栋、颜均、罗汝芳等人,以及浙中王门的周汝登、北方王门的尤时熙等人,都非常关注《圣谕六言》对于道德劝善、社会治理所具有的现实政治意义。(1)嘉靖年间的世宗皇帝,为确保其所建立的生父睿宗帝系得到广泛认可,特发布“推恩令”。后大学士夏言又上疏世宗,认为在官民祭祖方面也应加以“推恩”。于是世宗遂诏令天下臣民可以祭祀始祖,使得民间在嘉靖、万历年间大建宗祠、祭祀始祖的举措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甚至出现了通过“联宗建庙”的形式来祭祀始祖的现象。从而大大加速了明中后期民间宗祠的普遍化趋势和宗族的民众化进程。(2) 在这一背景下,各乡所办的社学、私塾亦日益以家塾等宗族性的私学组织为载体,把教化与祭祖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当时的讲学活动渐趋草根化。因为与以科举考试为重点的府学、县学不同的是,族学或社学的重点是教化同族、善化同里。于是故,中国江南各地尤其是江右地区,当时除了置族产、建家祠、行家礼、编族谱之外,兴族学(社学或乡学)也已成为其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3) 明代讲会,除了学术性较强的一般意义上的“讲学明道”(4)外,还有颇显庶民性、宗族性特征的所谓“乡会”。据王阳明的高足邹守益所作的《乡会祝言》记载:“禾邑之南乡,山环水抱,风气完固,世族相望,淳庞未斵。乃嘉靖戊申仲春十日,柱史南屏李君,大合同乡吴、龙、尹、张、贺、段、洪、周十四姓之彦,胥约于葛泉,以迪德规过,兴利除害,取法前哲,斟酌时义。有会誓,有会规,有会条,期以濯摩礼义,同升于古道。每月一会,每姓直一月,至于秋,凡八举矣。少长咸奋,强弱得所,税赋以时,而盗贼屏息,公庭无讼牍焉。”(5)所谓“大合……十四姓之彦”,就是把各族精英聚合在一起;“会誓“、”会规“、”会条“及“每月一会,每姓直一月”,都是指的乡会的制度建设;而乡会之成效,则大致反映在“少长咸奋,强弱得所,税赋以时,而盗贼屏息,公庭无讼牍”上。可见,当时乡会的社会管理功能已超过了它的讲学教化功能,其学术性、精英性已逐渐让位于庶民性、宗族性。 这也就是钱穆所揭示的讲学与乡约的关系问题。钱先生认为,明代讲学与乡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阳明学者,一般都“灌输乡约精神于书院讲学之中,为讲会奠新基,此两宋诸儒所未有,不得不谓是王门发扬‘良知’学者一大经纶也”。(6)在数千年的儒家文明里,王权尽管在理论上专制,但往往是“统而不治”。中国近世社会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在社会底层,人们的行为一般靠乡规民约来调节和约束。而乡规民约与宗族组织有着不可分割的因缘关系,依靠乡规民约的乡村自治理论与实践,是离不开健全和完善的宗族组织的。于是近世“宗族不仅是血缘共同体,更不断扩增其政治行政职能,在基层社会中成为担负完纳国家赋税、维护社会纪律、执行教化等功能的政治地缘共同体”。(7)这就使得宗族组织、乡村自治、讲学教化成为中国近世基层政治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之关系。而反观当下的中国社会,这样的传统结构已经瓦解,基层社会已失去了自治空间,从而导致了传统道德的无处生存和社会整体的无所适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建宗族组织、恢复民间讲会,也是在为当下建立新的社会道德体系作努力。 二 “会讲”与王学“讲会” 联想到明代中叶的王阳明,他的一生以讲学为首选,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