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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以来1949汉钞始末 湖北省武汉，九省跨省。它是战争之地，经济发达，人文雄伟。在近代中国,历史地位尤为突出。这一方面是因为清末之际武汉三镇一跃而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中心地区之一,经济长足发展,在全国的影响日趋扩大;另一方面,武汉又先后作为辛亥首义之区和大革命的中心,政治、战略位置亦十分重要。因缘于此,清末至民国前期(1900——1935年)武汉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曲线相当典型,三镇金融市场伴随时局的起伏跌宕也几经兴衰昌败。下面仅就“汉钞”的兴废始末作一叙述。 发行“汉钞” 清末,有少数银行在外埠设立分行,并发行带有地名的钞票,主要是便于发行和兑现(即兑换成现金,本文所说的“现金”一般指银元)的调节与控制。民国以后,由于军阀割据,时局混乱,各银行一方面力图拓展业务,另一方面又担心一地发生变故而牵动全局,乃纷纷发行带有地名的钞票,使其只能在一定的地区流通和兑现。所谓“汉钞”,即是由设在汉口的银行(或分行)发行并负责兑现的纸币,其票面上往往还带有“汉口”字样。 “汉钞”的历史始于清末后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商办的浙江兴业银行成立后,即在汉口设立分行并发行“汉钞”。接着,作为国家银行的大清银行也在汉口设立分行并发行“汉钞”。次年,官商合办的交通银行亦仿而效之。当时,汉口乃至湖北市面流通的大量还是湖北官钱局发行的湖北官票和铜元,所以这几家银行的“汉钞”发行量都还相当有限。到武昌起义前,大清银行汉口分行的“汉钞”发行量为68.5万元,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的“汉钞”印行了23.35万元,交通银行汉口分行的“汉钞”发行量现在虽难以查考实数,但额度不会超过大清银行汉口分行。 保证各类银行的发挥不能保证发挥应有的作用 民国成立后,各银行陆续收回旧“汉钞”,改发新“汉钞”。民国元年(1912年),大清银行被改组为中国银行,其“汉钞”上的行名亦相应由“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票面纪年也由皇帝年号纪年改作民国初年。交通银行“汉钞”上的龙旗图案同样随之消失。浙江兴业银行在收回清末发行的“汉钞”后,为顾全币制统一起见,曾与中国银行订立契约,将其准备金存放中国银行,向中国银行领取银行券而发行之。所以,浙江兴业银行“汉钞”与中国银行“汉钞”基本相同,只是于券之正面(印华文之一面)两端之地名下,加印“兴”字,及于背面银额之上部加印一“SHING”字,以表示其为浙江兴业银行所发行而已。 汉口是闻名全国的通商大埠,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外,其他银行也争相来汉口设立分行并发行“汉钞”。截至1926年,先后还有黄陂实业银行(发钞时间较短)、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河南省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前述四家合组准备库共同发行)、殖边银行、农商银行、中孚银行等10余家。 上述各行所发“汉钞”均系兑换券,因而只有做到随时兑现才能保证信用。各银行一般都比较重视兑现工作,除自设兑换处外,大多还委托其他银行及钱庄代兑。中国银行“汉钞”的代兑机构有浙江兴业银行、中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银行、聚兴诚银行等银行的汉口分行及武昌的成元利钱庄、汉阳的晋大昌钱庄等。交通银行“汉钞”的代兑机构有汉口元丰钱庄、汉口前花楼德元钱庄、武昌万元利钱庄等。其他银行“汉钞”也各有代兑机构。 一般情况下,各银行“汉钞”均能保证兑现,但因受时局影响也出现过不能完全保证兑现乃至造成挤兑风潮的。例如,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各地一片反对声,一些省份还宣布独立并发动护国战争。袁世凯为了备战,指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结果引起市面恐慌,中、交两行钞票竟无人收受。后在商界呼吁下,两行重新开兑,仅数天功夫就兑出银元200余万元。因兑现得以保证,挤兑风潮遂告平息,两行“汉钞”信誉也很快得到了恢复。 在清末,“汉钞”有银元票,也有银两票。民国以后,“汉钞”均系银元票,面值多为1元、5元、10元三种,少数银行还发行有20元至100元面值的。在各银行“汉钞”中,以中国银行“汉钞”发行量最大、流通最广。民国初年,中国银行将以前以大清银行行名发行的旧钞收回,从1913年起开始发行新钞。1917年12月,中国银行“汉钞”发行量为93万余元,到1920年即达到230万元左右。1922年,中国银行又发行标有鄂、湘、川、陕、汴五省地名的钞票,这些钞票由其汉口分行发行并负责兑现,亦属“汉钞”种类。自此以后,中国银行“汉钞”流通区域骤然扩大,流通量激增。到1926年,中国银行“汉钞”发行量达到2000万元以上,高居各银行“汉钞”之首。 交通银行“汉钞”发行量在1917年10月为62万余元,1920年为150万元,到1926年达到800万元上下,在各银行“汉钞”中居第二位。 中南银行“汉钞”发行量约100余万元(含金诚、盐业、大陆三行发行数),其他如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农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