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灾难片的类型叙事对比——以《流感》和《传染病》为例.docVIP

传染病灾难片的类型叙事对比——以《流感》和《传染病》为例 作为一种电影类型，灾难电影指“以自然或人为的灾难为题材的故事片”。其特点是表现人处于极为异常状态下的恐慌心理，以及灾难所造成的凄惨景象，并通过特技摄影造成感官刺激和惊悚效果[1]。新冠肺炎以来，传染病将再度成为灾难电影的创作题材，有关病毒爆发的灾难片将进入人们的视野。 一、叙事视角：人物主观感受与事件客观发展 《流感》是一部感情相对直露、情节相对简单的电影，影片注重人物的主观感受，围绕人物功能实现叙事，通过对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线及其关系网的铺陈，完成民众、专家、政府三者在拯救者、受害者和迫害者三种身份之间的相互转换，通过人物的行为动机，推动电影叙事，逐步勾勒出病毒攻击下的人性百态。以个体人物为中心的优势是观众能跟随人物真切体会到灾难所带来的巨大恐惧感，激发观众情感变化，有效提升叙事效果。然而该片的缺点也正是因为人物的塑造，过于注重主观感受，着重表现个体情绪的宣泄，而忽略其身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分子应当有的社会道德感。尽管电影将女主角的职业定位为医生，却并没有体现其作为医生的职业素养和伦理道德，而是更多地将她作为母亲的身份进行叙事，医生的身份，一定程度上只是满足了“民众（女主）—专家（杨博士）—政府”三者之间的串联，起到了推动剧情发展的作用，完成病毒抗体从偷渡者到小女孩的转移，为成功获得病毒抗体的圆满结局埋下伏笔。 而《传染病》则是通过时间顺序，较为冷静客观地展现在病毒爆发的现状下，追溯病毒源、引发舆论导向和疫苗研究及获取等一系列事件，将众多人物串联起来，冷静而复杂地反映了病毒事件的完整时间线。更是有一些有关科学研究和科普性质的剧情呼应了影片的科幻性质，客观和理性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题材本身所带给观众的恐惧心理。影片没有做大段集中的感情戏，人物情感的表达在电影中如叙事般既分散又冷静，即使是社会暴乱，相比起《流感》来也不过寥寥几个镜头，导演舍弃了情感的迸发，选择做更为理性的呈现。 《流感》和《传染病》两部影片分别对应着电影宏大叙事的解构和个人情感的内敛。在《流感》中导演更多关注的是影片人物内心的情感。人物的感情线和关系网都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最大动力。而在《传染病》中一切的个人情感都相对得到了收敛，每一个人物在片中散发着属于自己的小小光芒，而不是像《流感》那样使观众产生情感的集中迸发。这种感性与理性的对比造成了电影风格的差异，使得两部电影分别呈现出剧情片的典型特征和纪实片的影片风格。这一点也体现了东西方民族的文化差异，东方人较为注重情绪的表达，而西方则相对冷静客观，注重事实和逻辑的梳理。 二、叙事结构：冲突和悬念设置的差异化 波德威尔认为：“叙事是一个包括故事、情节和样式的系统，严格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情节逻辑线索来结构故事。”[2]这是传统电影采用的常规模式，“冲突”和“戏剧悬念”是首要元素。以时间线索上的顺序发展为主导，以事件的因果关系为叙事动力，追求情节结构上的环环相扣和圆满完整的故事结局是传统电影的叙事特征。在这一点上，《流感》呈现出与传统电影相似的叙事特征，在情节设置上，悬念较少而冲突明显；而《传染病》则打破了时间顺序，着重在悬念的设置上，片尾的照片，第一天的故事，导演从上帝视角为观众透析灾难发生的起源。 将《流感》中的主要人物进行分组，可以得到一些较为明显的冲突关系：女主角与孩子男主角管理大叔；负责运输偷渡者的红衣男人偷渡者中唯一抗体男孩；杨博士政府官员内部。影片通过描绘三组人物之间智力、体力和权力话语权的争夺完成“危机突显——危机扩大灾难加剧——灾难平息”的线性结构。除此之外，政府的作用被弱化，家庭情感成为平息灾难的关键所在，普通市民被当作孤胆英雄成为最终的问题解决者，这也是韩国灾难片的常规套路。“灾难平息”这一合家欢结局，使观众恐惧和悲悯的心理得到缓解，并开始思考当灾难来临时，政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回归家庭情感，遵循家庭伦理价值，进而形成对社会的责任和市民英雄心理，这颇有一点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的“净化”作用。总的来说，当灾难来临时，政府官员、专家和市民英雄三者之间相互缠绕，形成叙事的核心冲突，在这一点上，韩国灾难片呈现出大体相同的叙事结构。 而在《传染病》这部电影中，影片从第2 天的故事开始讲述，那么第1 天的丢失，就会制造出一个天然的悬念，剧中人物追溯病毒来源，其实也是引导观众去追寻那个丢失的第1 天。影片中段是好莱坞擅长的宏大叙事，逐渐增多的人数开始引发社会的恐慌，同时还加入了舆论导向的因素，引发观众对于新闻舆论传播的利弊思考，在社会层面展开了叙述，使影片相比《流感》更具教育意义，同时也在悬念的基础上多了一份恐惧和反思，当作为社会喉舌的新闻媒体开始欺骗我们的时候，普通民众还能做些什么？当疫苗开始应用，故事的尾声将近，马特·达蒙饰演的父亲在相机中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