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诗会与东晋士文化从人生趣味到诗歌精神以两晋金谷诗会和兰亭诗会为中心.docxVIP

两晋诗会与东晋士文化从人生趣味到诗歌精神以两晋金谷诗会和兰亭诗会为中心 金谷诗社和东晋兰亭诗社是两晋时期著名的学者和雅集。对于两次诗会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一是对金谷诗会的研究,其中有对游宴人物、金谷遗址等的考证,也有对金谷诗会文化意义的探讨。二是对兰亭诗会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较多,也颇为深入,主要从玄学、山水观、名士价值、士族精神方面来探讨。三是《金谷诗序》与《兰亭诗序》的比较研究,有的从文人心态及诗文作品比较来探讨两晋文人在生存与文学上的不同选择,有的以文学生态学的角度考察两次集会的士人对山水的审美变化等。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两次雅集进行了比较和研究。其中对兰亭诗会的研究颇丰,而对金谷诗会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两次诗会的比较研究更是不足。本文拟从人生趣味着手,与两次诗会的诗歌精神相联系,对两次诗会所反映的魏晋士人生活趣味的变迁进行探讨。 趣味是一种蕴涵极深的审美范畴。审美趣味是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的核心理论。它作为一种审美范畴,与生命体验和审美鉴赏力密切相关。梁启超吸收中西审美理论,将审美趣味、艺术、人生三者融入一体,把趣味的内涵扩大到人生领域,形成了趣味主义美学。他提出人生趣味的好坏要以美学情操与审美趣味来衡量。《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了两个名士祖约与阮孚,祖约喜欢钱,阮孚喜欢屐,人们以此来分出其趣味的高低。梁启超认为:“凡一种趣味事项,倘若是要瞒人的,或是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P3964)铜钱与木屐正是两晋士人人生趣味的大致缩影,西晋士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名利,而东晋士人却大都喜好穿着木屐流连山水,其人生趣味之高下可见。 人生趣味与哲学理念、人生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是表面的趣味与生活方式,折射出深层的哲学修养、精神信仰等形而上学。魏晋时期早已兴起了有关人生趣味的探讨。许多名士大都有一种雅趣,如文学、音乐、书画等。另有一些细小的生活癖好,如张湛喜欢松柏、鸲鹆,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支道林喜欢养马等,都显示出其高雅独特的人生趣味。而诗歌精神,正是人生趣味的一个重要反映。趣味是由内在情感和外受环境交感的产物,而诗歌创作与人们的审美活动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诗歌精神的形成与演进,来自背后的时代环境、人文地理、社会心理、审美趣味等诸多综合因素的作用。 一 娱目越界与双向价值论 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P29)他将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称为“精神的气候”,影响艺术品的产生。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指出:“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P671)“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P675)时代与社会环境对于一代文人的诗歌精神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两晋时期特殊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地理环境等造成了两次诗会的士人在审美趣味与诗歌精神上都有所不同。 西晋立国,司马氏在政权统治上便形成了寡廉少义的风气。司马氏运用阴谋权术篡位立晋,使得诸多士人对道德、正直失去判断力,进入利害关系的选择中。元康时期,司马衷即位,皇后贾南风专权,政乱朝昏,而学以庄老,谈以虚薄。“幸天下尚安,庶可优游卒岁。”(《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金谷诗会便发生在这一时期。元康士人“优游卒岁”,追求浮靡、享乐的生活,却不见几年以后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的灾难。 元康六年,石崇、潘岳等三十多位西晋士人在金谷园中宴游赋诗,叙言中怀。石崇作有《金谷诗序》,在《世说新语·品藻》中详细记载: 石崇《金谷诗叙》曰:“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P291) 此次是为石崇和王诩的送别宴会,设在石崇的别庐金谷园。石崇曾多次在金谷园宴饮宾客,并有爱姬绿珠在侧,笙歌艳舞,极尽豪奢,石崇在序中明显夸耀其财富及娱目欢心之物。面对眼前富裕生活及生命无常之感,石崇叹到“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表现出对功名富贵生活的流连和荣耀与奢富背后的恐惧。然而石崇致富是靠抢劫商客,赢取名利是靠谄媚贾充、贾谧的卑下人格。《晋书》本传中有:“(崇)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象,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牖哉!’”石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