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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中国新诗的写作风格与批评路向 与换言之，在新旧世纪交替的“特殊时期”中，人们对历史的期待往往是巨大的。1999年至2002年的中国诗集几乎以其“预测”的新形式和态度满足了人们的“内在需求”。跟20世纪90年代整体上略显沉闷与沉寂的诗歌局面相比照,1999至2002年的中国新诗无论在写作实践还是在理论批评领域都呈现出极其活跃的态势乃至某种繁荣迹象,并在新旧世纪更替、社会文化转型之际而产生的“喧哗与骚动”的诗歌氛围中全面彰显出诗歌写作与理论批评所取得的“骄人”实绩。为论述的方便起见,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于1999至2002年中国新诗的总体状况予以宏观性的描述、分析及相应评价。 一 “书面写作”的分类及特点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多元文化格局的日渐生成与定型,有利于诗歌写作的外部及内部环境变得日益宽松起来,同时也引起了诗歌写作内部面貌与格局的重大变化与“转型”:曾经一度占据90年代诗歌写作“主流”位置的“学院化写作”或“泛学院化写作”逐渐为各种写作风格、趣味共时相存的“多元化”格局所取代。此种新的诗歌写作格局与潮流在1999年已见明显端倪,近几年来更呈强化与“定型”之势。 只要比较广泛地打量和考察一下近三四年来国内的诗歌写作,便能发现其在语言风格、表现手法、题材取向、美学形态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极端丰富性与驳杂性。究其实,这是当代诗人们在诗学理念和诗歌趣味上不同向度追求的外部表征,由此也反映并折射出不同的诗人或不同的“诗歌群体”之间在诗学观念和艺术价值取向上所存在的差异、分歧乃至对立倾向。 无论从形式、内容层面还是从诗歌品质、精神向度的层面来看,1999至2002年的当代诗歌写作所展现出来的丰富性与驳杂性都是近一二十年来的中国新诗所罕见的。如果从诗人们对于诗歌语言带有倾向性的选择与使用而形成的写作方式着眼,我们可以将当下表面看来纷繁庞杂的诗歌写作大致归纳成三种写作倾向:其一、“书面语写作”;其二、“口语写作”;其三,“书面语”加“口语”的“复合型写作”。这样的“写作归类”是我本人对于近几年来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宏观考察的结果,是符合当下诗歌写作的现实情状的。 持“书面语写作”倾向的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书面语”作为自己重要的“语言资源”,他们通常追求诗歌语言必要的庄重色彩与典雅(而非粗鄙)气质,注重语言对于事物普遍性经验的传达效果,注重作品审美性的情感价值与思想含量。由于诗人们的个人生存境遇、文化修养、性格状况的各各不同,尤其是诗歌美学趣味上存在的主观性偏好与差异,在“书面语写作”内部又可以分成三种写作向度:第一种可以名之曰“学院化写作”(它通常被人们指称为“知识分子写作”)。“学院化写作”通常追求诗歌写作中的复杂技艺,注重诗歌文本所包含的文化经验与思想含量,并且侧重于西方现代诗歌语言资源与精神资源的借鉴性运用,并力图通过诗人自身的个体努力对之加以“本土化”的改造与创新,因而他们的诗歌文本通常留有或多或少的西方现代诗歌翻译体的“影响”的痕迹。王家新、臧棣、欧阳江河、西川、肖开愚、孙文波、西渡、张曙光、陈东东、桑克、张枣、姜涛、蔡天新、周瓒、森子、清平、穆青、胡续冬、陈均等诗人通常被指认为“学院化写作”(或“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人物。从诗歌谱系学的角度来看,这批诗人的写作无疑称得上中国式现代主义(融合后现代因素)的“智性写作”,他们的文本以传达复杂深沉的智性经验见长(有时达到晦涩难懂的地步);第二种可以名之曰“神性写作”或“宗教化写作”。“神性写作”或“宗教化写作”是从诗歌精神追求的向度上对“书面语写作”的一次重新“命名”。持“神性写作”或“宗教化写作”倾向的诗人通常追求词语的圣洁色彩和崇高意味,注重内心某种具宗教感或神性的情感体验,对生命和事物的世俗性价值持强烈的内在否定态度。这批具“神性写作”或“宗教化写作”倾向的诗人在诗歌美学的意义上归属于浪漫主义诗人的范畴,他们的诗篇往往以其超现实的境界和以崇高的情感力量打动读者。在谭延桐、李青松、魏克、王黎明、姚辉、单永珍、陈先发、杨建虎、叶舟、江雪、唐朝晖、王冷阳、徐柏坚、史幼波、发星、王琪、欧阳北方等一批诗人的文本中,我们不难体认“神性写作”或“宗教化写作”倾向作为一种美学趣味的客观性存在;“书面语写作”的第三种写作向度不妨命名为“生命写作”,“生命写作”既不像“学院化写作”那样追求一种丰富、深刻的文化智慧,也不像“神性写作”或“宗教化写作”那样追求某种超验、迷狂的“神性”体验,而是在写作中以人性的尺度追求生命真实、深沉的体验。心灵的感动是“生命写作”的内在效果,情感的“纯度”与深度成为“生命写作”的追求目标。因而,从诗歌形态而言,“生命写作”可以视作宽泛意义上的“抒情诗”,从美学趣味来看,“生命写作”当归属于古典主义或浪漫主义(通常是一种复合型的状态)。在持“书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