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常温隆起》中的菲蒂斯情结.docxVIP

《太阳常温隆起》中的菲蒂斯情结 《明朝晚期》描绘了英国和美国年轻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如巴恩斯和伯勒。巴恩斯在战争中负伤失去了性功能。身体的缺陷和对战后社会的失望使他痛苦迷惘,而女主人公勃莱特心爱的丈夫则在战争中牺牲,随后又遭遇了一系列的婚姻和感情上的打击,使得她的举止近乎疯癫,原来的一腔热情也伴随着荒谬的战争随风而去。他们一方面无所事事,以疯狂的享乐填补激情过后留下的真空,而另一方面埋藏于内心的道德感和对正义的追求并未完全泯灭,因此盲目且徒劳地试图找到人生的出路,恢复自己对社会的信心。然而,正如小说扉页上引用的《传道书》中的一段话所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土地却长久存在……太阳依旧升起,复又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儿南吹,又转向北;刮个不停,而又根据周期,刮转回来……所有的河流都要流入大海,而大海却永远不会注满,河水最后还要回到其发源地”(Hemingway扉页)。他们在麻醉和亢奋之后,最终陷于更深的迷惘和无望。 文学评论者从不同视角对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进行了评述,但综合起来看,不外乎运用存在主义、女性批评、文化研究、生态批评等理论来探讨作品主题以及作品人物的悲剧命运,很少有学者从精神分析角度,尤其是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对这部作品进行批评研究。本文拟借用拉康精神分析中的主体性理论对《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主体人物进行解读,并指出作品中的人物以及当时的社会都弥漫着“菲勒斯情结”,在他们建构主体的过程中,“菲勒斯”具有重要作用,对“菲勒斯”的寻求成为整部作品的主线。 从现实的角度谈“菲感官结构形象” 拉康的主体理论认为,主体形成有三个层次,即想象界(the Imaginary),象征界或符号界(the Symbolic)和实在界(the Real)。在想象界,主体借助于镜像获取了一个理想的、自认为真实的自我形象。它是主体建构的前提,也是主体自身的虚幻的统一,即镜中的形象只是站在镜前的自我的一个幻象,但自我却把这个幻象等同于自身,并依照镜像进行自我矫形。随着把目光从镜中移开,主体开始把自己与周围各种复杂情景联系在一起,从想象界步入象征界或符号界。象征界主要由语言构成,语言给予自我普遍意义上的主体功能,并建立起主体内在世界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镜像阶段的自我意识对外部世界认同的基础上。在象征界,作为外部秩序和权力象征的父亲是文化和法律的根源和代表,只有父亲能提供抵达语言的通道,他拥有“菲勒斯”,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菲勒斯”是英语单词“phallus”的音译,意指男性的性器官,而器官只有通过被象征化才能进入象征界。在拉康的理论中,“菲勒斯”不单指性器官,更重要的是它的象征,“‘菲勒斯’只有在被遮蔽时才能发挥其作用,即当它被提升到能指的功能时,其本身成为所有可指称物均受其侵袭的潜在的符号”(Lacan 288)。因此,“菲勒斯”就像黄金脱离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一样,成为一种象征,一个符号。它作为生理概念是情欲的客体,作为象征概念又表征权力、欲望和秩序。就像语言构成中的能指优先性一样,“菲勒斯”是象征界中统治其他所有能指的能指,“它决定其作为能指而规定着所指”(Lacan 285)。拉康认为,主体的欲望从对他者的欲望中发现意义,这与其说是因为他者把握着被欲望的客体,不如说欲望的第一个对象即是由他者来认可的。纯然是对他者的欲望,人的欲望才有了形式(陆扬147)。男人是“菲勒斯”的拥有者,而女人因为天生缺乏“菲勒斯”,所以穷其所能对“菲勒斯”的服从和追求成为女人维护其社会存在的原动力。拥有“菲勒斯”成为男人和女人共同的欲望,从而造成主体的“菲勒斯情结”。拉康认为,被我们体验为现实之物的现实并不是“事物本身”,它总是通过符号性机制被符号化、结构化。但是,符号化总是以失败告终,因为它从来都无法完全成功地“覆盖”整个外部世界,尚未被符号化的一部分现实就是实在界。因此,“现实从来都不直接是‘它自身’,只有凭借其非完整、不成功的符号化,它才能显现出来”(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158)。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巴恩斯、勃莱特等男女青年为建构各自的主体展开了对“菲勒斯”的寻求之旅。 战争与象征界的主体的重塑 在上世纪初,怀着维护世界和平和拯救人类的美好愿望,众多美国青年怀着一腔热血赴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一战结束后,很多参战的士兵要么身体残疾而不能工作,要么被那些没参加战争的人抢走了饭碗,失去了工作。更令他们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感觉不到战争的正义性,只是感到自己被社会愚弄了。于是,在这个作为符号秩序的象征界里,他们发现统治整个社会的菲勒斯乏力且混乱。失望、迷惘乃至颓废的心境日益折磨着他们。他们每日都以酗酒、赌博、跳舞、滥交等疯狂行为麻醉自己的神经。可是他们“举杯消愁愁更愁”,成为迷惘的一代。正如拉康认为的那样,实在界会在合适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