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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21，中国正在成长的公民精神 盘点2009年的法治事件，值得评论的确实不少一一河南王帅发 帖被拘留、罗彩霞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重庆高考状元因民族加分而 被取消录取资格、农民工为职业病维权开胸验肺、上海闵行区的“钓 鱼执法”、广州居民参与垃圾处理决策、成都被拆迁户自焚抗拆 #8943;#8943;所有这些事件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强烈关注，并在公 民关注下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不夸张地说,2009更清晰地见证了公 民参与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而正是方兴未艾的公民参与体现 了中国公民精神的不断成长 番禺垃圾选址风波 民主社会常识的普及 2009年2月4日，广州市政府发布通告,决定在番禺区大石街会 江村与钟村镇谢村交界处,建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于2010年 建成并投入运营。此举遭到番禺逾30万居民的反对。广州市番禺区 官方网站发布消息表示，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已召开会议, 初步拟出五点处理措施。其中第二条为:聘请专家作全区的区域规划, 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拟进行重新审视和论证;第四条为:建立科学、民 主的政府决策机制,不排除进行全区群众投票。 张千帆点评: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的处理模式和发展方 向有借鉴与推广意义。广州市民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垃圾焚烧厂的决 只花钱但不向人大说花了多少是不行的！”不少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在分组审议时,对市政府《关于2010年广州亚运会及亚残运会 筹办工作情况的报告》通篇没有涉及到资金来源和去向表示不满。 刘武俊点评:人大代表应该是最具有公民精神的群体、最纯粹的 公民，为民代言、敢于直言、仗义执言,是人大代表的特性。工作之中 的意见分歧当属正常，倒是此事所折射的人大代表的公民精神值得我 们关注和欣慰。 从被拆迁户自焚到专家建言呼唤悲剧不重演 成都被拆迁户因遭遇强拆而愤然自焚，因城市拆迁引发的社会矛 盾和冲突有激化的趋势,北大5位法学教授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重 任，代表公众发声，以公民名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等有关 权力核心,指出现行拆迁条例的违宪、违法及过时之处,呼吁尽快予以 修改。上书得到国务院法制办的积极回应，特别邀请5位上书专家参 加了新条例研讨会，同时获得国务院法制办承诺加快修改进程。 张千帆点评:成都被拆迁户自焚事件在全国激起了轩然大波，《城 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合法性乃至合宪性自然成为社会拷问的对象。 个人的悲剧却推动了中国的制度和社会进步,这种效果当然超出了他 们自己的意料，但中国社会的现状确实是没有这些轰动全国、震撼灵 魂的悲剧事件,就难以触动既得利益所维护的制度。究其根本原因， 还是公民参与不够有效及时，新闻监督也未能充分揭示各种社会矛盾, 以致往往要等到事发之后才采取必要的行动。自焚事件确实事后引发 了一定程度的公民参与，尤其是网络声讨和学者上书，但是被动的事 后参与不仅只能“亡羊补牢”，而且无法弥补已经发生的无数冲突和 社会悲剧的高昂代价，而且参与程度也往往相当有限，无法从根本上 解开悲剧所体现的制度症结。要从根本上防止悲剧重演,关键还在于 公民对整个过程的主动、事前和有效参与。 事实上,正是公民参与的缺失才造成了自焚在内的全国无数拆迁 悲剧。这是因为城市拆迁和农村征地一样,早已成为地方政府和开发 商联手牟利、压低补偿标准、剥夺被拆迁户利益的手段。除了公正补 偿之外，宪法确实规定了征收必须符合“公共利益”（而非官员和开 发商的私人利益），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公共利益”和“公正 补偿”是不可能自动实现的;实现两者的关键机制就是公民参与和司 法保障,其中公民参与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自焚事件发 生后，拆迁条例修改草案尝试将“公共利益”区别于“商业开发”。 这种界定固然必要，但是在实践过程中颇难把握。这主要是因为“公 共利益”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很难通过一张清单罗列清楚，或 者即便制定这样的清单执行起来还是会扯皮,因而即便美国、德国等 法治国家的法院也基本上放弃了公益界定，而将其留给地方民主政治 过程处理。“公共利益”是一个政治概念，征收是否符合公益未必存 在客观标准，而主要取决于当地人民是否满意，因而自然离不开公民 参与。 因此,与其将关注焦点集中在界定“公共利益”，不如完善保护 “公共利益”的民主决策机制。政府规划过程应按照信息公开条例的 要求做到公开透明，征地、拆迁以及安置补偿方案必须及时公布,并广 泛征求当地人民尤其是拟拆迁地区居民的意见。如果还是像现在这样 政府关起门来规划、和开发商悄悄分红,等一切都内定了再通知被拆 迁户限期搬迁、否则就诉诸各种强制手段,那么不仅无法避免大量幕 后黑色交易，而且也无法防止层出不穷的拆迁或征地悲剧。事实上, 不仅“公共利益”的维护需要公民参与，而且“公正补偿”标准也只 有在公民有效参与下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