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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与王阳明道德法则之比较 自古以来，真正的哲学家很少重视并积极参与人类道德实践。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教诲人们什么是“至善”的概念,并指导人们如何才是求得“至善”的行为,认为把“至善”观念从实践方面充分加以规定的智慧就是古希腊原始意义上的哲学,故哲学可以被理解为“求达至善之术”。透过无极、太极、理、气、道;欲、心、性等系列抽象哲学范畴的掩饰,宋明时代的理学家、心学家们所执着追求和热衷讨论的主题也不外乎伦理实践中道德法则与主体行为的统一或“必然”与“应当”的结合。理学以为绝对的、普遍的道德律令存在于伦理主体之外,人们只有格尽万物之知,才能穷透必然之理。而心学则强调心理不二,离却人心便不可能有天理、道德的存在。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贯通心物,化解内外,消融超越的道德律令于人伦日用的心性之中,从而将天理的、外在的规范强制又顺利地转化为良知的、内在的心理需求,成功地克服了理学本体论中心与理的隔膜。康德道德哲学中所提出的关于“人类认识能力与实践本质”的巧妙配合问题,似乎在阳明心学中早已获得了解决。 在康德那里,实践的规则永远是理性的产物,道德法则永远是与理性维系在一起的,理性既为自然立法,而且也为人类的实践确立规则。因为理性具有普遍的立法性质。康德一直强调道德法则的纯粹性和形式化,而不愿有任何经验的、实质的成份相掺合。康德所理解的实践法则必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带有普遍性质的一般教条。“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必须把他的准则思想为不是依靠实质而只是依靠形式决定其意志的原理,才能思想那些准则是实践的普遍法则。”理性以一种必然性规定着纯粹实践法则,而且这种必然性又要求把一切经验条件都排除出去。对于普遍的道德法则,对于绝对的“理”的体认必须从法则或理本身出发才是可能的,只有在法则上领会法则,在理上感悟理,才行得通。如果与之相颠倒,从具体的经验的物、事上来把握属于总体的、一般的准则,那么必然陷入实在性的泥潭,而沾污甚至失却道德法则的真理性和客观性。王阳明也曾说:“心体上着不得一念留滞,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尘沙。些子能得几多,满眼便昏天黑地了。”“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头亦着不得些了。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开不得了”(《传习录·卷下·黄以方录》,以下只注明卷数、篇名)。康德把人的意志也看作为独立于经验条件之外并被道德法则的单纯形式所决定,认为这个决定原理是一切准则的最高条件,纯粹理性凭着其自身具有的实践力,能不依靠任何经验的东西,单靠自己就能决定意志。经验的、实质的、主观的理性永远不可能作为最高的道德法则,而只有纯粹理性的、客观的、形式的、实践的理性才是能对主体发出命令的唯一的、可能的来源,才是评价行为并用以决定人类意志的一般的道德原理。所以康德说:“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并将之视为纯粹实践性的基本法则。在现实的感性世界中,主观的、自然发生的决定人们动机(或自由意志)的那些准则、规律,并不能自行建立一个合乎普遍法则的世界,不但如此,那些准则、规律反而就是个人的好恶,这些好恶可以构成一个符合感性现实规则的世界,但却并不能构成一个单由我们意志依照纯粹实践理性法则所确立的世界。人作为一种类存在,总是在不断寻找之所以成其为人的本质性因素,尽管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力图解构这种本质,把人还原为一种不断流变的主体存在。人所“应当”成为人的还是人对自己类存在的觉醒,“正是由于他是类的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如果说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由于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和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那末,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可以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之主体的、自为的存在”。正如在现实中,他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表象,又作为属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这种“总体”意识的觉醒就使人性处于自觉的、自为的、必然的本质状态,就是所谓“启蒙”的真正含义,而只有在这一层面上,人类才真正突破其自然性、生物性和物质性的限制,接受着主体意志、道德自律和伦理责任的武装,从而获得本体的、普遍的提升和超越。一切人性,无论是朱子的理,王学的良知,还是康德的道德法测(Moral Code),都必须依靠人类主体自我建构而并非天生或自然获得。康德“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张载的“民吾同胞,特吾与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王阳明“念斯民的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卷中·答聂文蔚》),体现出来的都是对人类存在超越精神、主体意识的真切关怀和责任自觉。 然而,这种类存在的总体意识或超越精神不可能总滞留、封存于纯粹形式的理性世界里,它还必须与人们的生活世界和感性存在相关涉,并于经验行为中获得自身价值的实现。于是便必然产生出这样的问题:纯粹理性如何能够直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