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 近年来国产医疗剧的“治愈性”叙事分析.doc

疾病的隐喻:近年来国产医疗剧的“治愈性”叙事分析 苏珊·桑塔格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麻烦的公民身份。”①它既是身体缺陷的外在表征,也是社会困境的内在隐喻。从经典的《急诊室的故事》《实习医生格蕾》,到新剧《周一清晨》《仁医》等,医疗类美剧作为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类型,持续引领着全球电视市场的强烈关注。2000年以来,中国电视剧的生产也把医疗剧作为类型探索与市场突破的重点方向,出现了《白色陷阱》(2000)、《都是天使惹的祸》(2000)、《爱在生死边缘》(2001)、《永不放弃》(2001)、《最后诊断》(2004)、《无限生机》(2005)、《柳叶刀》(2009)、《医者仁心》(2010)、《感动生命》(2012)、《心术》(2012)、《今夜天使降临》(2013)、《到爱的距离》(2013)、《爱的妇产科1》(2014)、《产科医生》(2014)、《产科男医生》(2014)、《青年医生》(2014)、《长大》(2015)、《急诊室故事》(2015)、《爱的妇产科2》(2015)、《外科风云》(2017)、《急诊科医生》(2017)、《儿科医生》(2017)等系列作品。2017年是中国医疗剧的突破之年,不但有三部医疗剧先后登录上星卫视,而且表现出一种创新性气质,特别是在类型化与专业性、话题性与公共性、商业性与艺术性的结合方面大胆尝试,以写实性的态度和治愈性的叙事,在建构主义的立场和专业主义的视域中,缝合着个体生命与社会认同,推进了公共话语的协商与社会共识的建构,成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在微观政治领域的典型实践。 一、疾病症候与审美治愈:文化研究与新叙事学的遇合 疾病是身体系统的问题症候,医疗剧关于疾病的叙事是一种大众文化的症候,它与社会结构系统的困境异质同构。疾病叙事以身体的病症为情节内核与修辞表达,暴露出生命的物质性缺陷,也隐喻着社会的隐蔽性裂隙。医疗剧以叙事本体特殊的材料介质,成为大众文化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微观政治”实践之一。它直面作为生命“惰性呈现”②的疾病和社会问题,以兼顾多元价值立场的矛盾性叙事,在对“充满感染力的可怕力量”的逼视和对主流话语的协商中,把极端的批判抵抗转化为“治愈性”的审美,实现了大众文化“符号游击式”的策略性表达,兼顾了文化生产的公共性价值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是文化研究与新叙事学在消费语境中的奇妙遇合。 兴起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学派楬橥了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他们打破了精英文化的阶级局限,肯定了大众文化的积极作用,以鲜明的介入性姿态纠正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是“单向度的人”和“乌合之众”的悲观观点,他们强调在跨学科的立体性视域,把大众文化与权力、阶级、种族、性别、意识形态等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叙事学也实现了“从发现到创造,从一致性到复杂性,从诗学到政治学”③的升级改造,不但注重阅读行为和读者在意义构成中的积极作用,也强调文本本身的复杂性和多义性,甚至是矛盾性,强调叙事是参与社会话语讨论与文化建构的重要权力形式和现实路径。劳拉·穆尔维曾经指出:“银幕是社会学、心理分析和美学相重叠的地方。”④叙事本身就具有心理“治疗”的作用,“叙事治疗”是后现代心理治疗的一个分支,其理论主要源于社会建构论和福柯思想,强调重构故事,摆脱主流绝对价值和单一真理的藩篱,发现生活的多元意义。这种治疗强调了叙事对主体的建构性功能,与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高度一致。 不同的是,以近期医疗剧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治愈性功能超越了被“他者”化的命运,以一种兼顾了矛盾性和协商性的话语策略,表现出对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更具包容性和多元性的理解。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在日常生活中维持抵抗的微观政治,它虽然是自下而上的,却以快感消费的方式日复一日地融入日常生活,发挥着“使弱势者获取一定的权力,并维持他们的自尊与身份认同”⑤的文化建构作用。医疗剧作为以消费为中介的大众文化,不但提供了社会公共空间中流通的娱乐性文本,更作为一种超越文本的审美意识形态,参与了主体性的生成、公共问题的探讨与社会共识的建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域与新叙事学的殊途同归。作为一种特定的审美意识形态,以医疗剧为典型文本的大众文化有望变成一种“真正的解放力量”和文化赋值的手段,实现伊格尔顿所说的使“每一主体在达成社会和谐的同时又保持独特的个性”⑥的目标。这不但是我们研究近期国产医疗剧的方法论基础,更是我们发掘并激发大众文化抵抗霸权、探讨共识、促进民主、建构文化等巨大潜力的前提。 二、国产医疗剧的“治愈性”叙事与“多层级”指涉 大众文化的叙事对于我们十分重要,“我们了解世界和了解自我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叙事。”⑦医院既是身体病痛集中呈现的平台,也是社会各种阶层各种角色表演的舞台,更是命运黑洞与灾难偶然性显影的聚集地。在这里,疾病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