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剧的城乡差异与现实诉求——以电视剧《心术》、《生死依托》的比较为例.doc

中国医疗剧的城乡差异与现实诉求——以电视剧《心术》、《生死依托》的比较为例 最近，反映广大群众看病难、治病难等问题的医患题材电视剧好戏连台，从广受关注的《医者仁心》到再度掀起收视狂潮的《心术》，最近央视黄金时段又播出了第一部反映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电视剧《生死依托》，医疗剧的蓬勃发展与现代文化产业的兴盛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此类题材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真实再现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场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求医过程中遇到的感动和困难，医患之间既有情谊也有争执。医疗剧通常以医院为背景，通过一个个病例讲述医生治病救人的职业道德、探讨医患之间的关系甚至医疗体系。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大力发展农村医疗合作，《生死依托》打破了以城镇医疗为题材的一元格局。 《心术》是我国首部大型医疗剧，故事发生在江州市一家三甲医院——云山医院的神经外科，这里的医护人员坚守着自己的职业信仰、以病人的生命为中心，行医过程中却常常受到病人家属的责难最后甚至对簿公堂。与此相对，以乡村姑娘山丹的成长史为线索的《生死依托》再现了农村医疗改革的艰难历程、相对和谐的医患关系。通过二者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救死扶伤是城乡医生共同的职业精神，但是城乡医患关系具有明显的不同。 一、中国城乡医疗剧的精神内核 医疗剧从本质上讲是在医生——患者的关系中表现医生尊重他者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理想，在医治患者的过程中，医生摒弃了阶级、身份、政见等差异，竭尽所能为患者减轻痛苦，将患者的身体状态医治到最佳状态。医生在救死扶伤的过程中医治的不仅仅是一个病人的身体，也在给予未生病的人以精神支持，一个患者的痊愈是医生保护弱者生命，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发挥人道主义援助的最好证明。医疗卫生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当灾难无情地向人类袭来，世界人民总能团结在一起对抗条件限制和医疗困难，这已被无数的国际医疗援助所证实。纵观国内外医疗剧，无论是美国的《急诊室的故事》、日本的《白色巨塔》还是香港的《妙手仁心》，医疗佳剧均以医生职业的道德性为中心。 《心术》和《生死依托》塑造了一批全力挽救患者的医务人员形象，刘晨曦和山丹则分别是剧中人物的典型。在电视剧《心术》中，刘晨曦是医院里贯彻“仁心、仁术、仁爱”的代表，不管在什么状况下，只要患者的生命受到威胁，他就一定会抛却杂念，全身心投入抢救状态。为了抢救病人，他可以错过权威医学杂志的最后投稿期；面对即将失去生命的患者，他勇于冒险，毅然决定先为病人手术然后等家属签字；在人际关系更加复杂的今天，他还面劝同事不要为了个人私利故意给病人开大药方，做没有必要的手术。一方面是正需要他手术的患者，一方面是女儿寻找肾源的关键时刻，此时他只能承担起一个医务人员的职业责任，把救助女儿的希望寄托在妻子和朋友身上。也正是刘晨曦具有医生和患者家属这双重身份，他更能体会到患者家属对医生的希望和寄托，也更能理解生命对人的意义。无独有偶，《生死依托》里的山丹虽然还没有精湛的医术，看到青石村的乡亲们治病难的状况也决然地选择医生这个行业，投入到完善乡村医疗改革的历史洪流，乡村医疗技术的提高需要得到她这样的大学生的支持。刘德伦医生则是医德败坏的反面人物形象。他拒绝医治没钱治病的春来爹，还是实习医生的山丹在无手术资格的情况下冒险承担了拯救患者的重任；刘德伦受高胖子的贿赂使其享有优先治病的特权，这导致急需手术治疗的老农死亡，也是这位柔弱女子肩负起为农民患者维护权益、伸张正义的使命。反面人物的行为坚定了山丹走向基层医疗道路的信念，反衬了这位医生坚守职业操守、实事求是的崇高思想。 合道德性本身就是一个多维度的价值判断①，脱离社会范畴的自我意义判断是没有意义的，而是需要从社会肯定和自我价值的统一中彰显善与恶。医疗剧《心术》和《生死依托》在突出医生这一行业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也把他们置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这一时代潮流中，与医患关系紧张、农村合作医疗等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强化医疗剧本身的道德性、话题性和社会性。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理性思维和社会关系意识强化，常把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理念与索贿受贿等负面因素相联系，《心术》一开始就向观众展示了谷超华医生把病人生命放在第一位却受到法律和医院制裁的悲剧性的离职过程。山丹的成长史也就是农村医疗卫生的发展转变史，农民经历了由“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到主动参加农合的转变，农村医疗条件也从缺医少药到成功打开远程手术的新局面。 医生与患者是一对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除了展示医生职业生涯，医疗剧的另一条叙述主线是讲述患者及家属求医治病的过程，城乡发展程度不同，医疗设备有先进落后之分，医生治病救人的热切没有二致，农民、市民都对仁医充满感恩之情。在《心术》中，钢丝男无钱治病，在怒言宣扬报复社会后悄悄离开，医护人员不辞辛苦将其巡回并为他捐款集资治疗病情，这位流浪者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给予的关怀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