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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转型的理论与实践 从迪尔凯姆到韦斯坦、从罗斯托到费纳利、刘希思和克里斯塔、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社会转型理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边缘和半边制国家到中心国家，从贫困国家（低收入国家）到富国（平均收入或高收入国家），从欠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十几年来的改革实践超越了所有这些理论。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除具有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共同特征外,还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如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时进行;整个社会转型过程具有农村包围城市的趋势;国家干预的作用受到重新考虑和界定;人们最终放弃了经济的单项突破思维定式,树立了新的社会整体发展观。中国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化;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崭新经验,已经引起世界各界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密切关注。 经济体制的通过变化、市场调节和市场体系进行 改革以前,我国的商品经济发育程度很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产品经济,而且是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产品经济,实质上仍是一种自然经济或变形的自然经济。城乡经济从原材料到产品销售的自我循环,不是通过市场机制运作,而是通过行政计划的机制运作。在农村,自然经济的色彩更浓,除大城市郊区和沿海少数发达地区,大部分农村地区处于商品率很低的自给半自给状态,形成了生产以自给为主要目的的封闭经济体系。改革以后,市场经济作为新的社会要素的导入,使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这是一种带有本质性的变化,正是由于这一变化才引发了社会其它方面发生转型。 农村的经济转型是最引人瞩目的:(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有了生产、交换、消费、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2)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的单一经济成分,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获得迅速发展,到1991年,农村非农产业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31.4%提高到51.7%;(3)在农业获得较快发展的基础上,改革了自1953年起开始实行的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实行合同定购,定额外部分价格放开;在销售方面,放开除粮、棉、油以外的绝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并多次调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粮食已实现购销同价;许多省市的农产品价格已全部放开,由市场调节;(4)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农村流通领域逐步走向繁荣,农村集市由1978年33302个发展到1990年59473个,农村集市成交额也由1978年125亿元增加到1990年1330.4亿元;(5)农业经济和农民的生活消费基本打破了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1978年全国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只有39.9%,1990年提高到约65%,农民生活消费品支出中的商品性比例1978年为39.7%,1990年提高到67.2%,食品消费的商品性比例1978年为24%,1990年提高到51.3%。农民主要是在为社会生产,而不是为自身消费而生产了。 城市的经济体制转型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革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二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相连的。城市改革是从对企业放权让利开始的,实行利改税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制后,企业不再吃国家的“大锅饭”,成为具有更多经营自主权的经济实体,国家大大缩小指令性计划,除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和劳务外,基本上实行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1979—1989年,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品种由120种左右减少到60种左右,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由改革之初的256种减少为26种。中央和省级指令性计划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已由1984年的80%下降到目前的16%左右,指导性计划比重上升到43%左右,市场调节的部分为41%左右。 在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不仅完善了消费资料的商品市场,而且还建立起初步的生产要素市场,如资金市场、原材料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务市场,在部分地区和城市,还出现了房地产市场、股票证券市场。目前全国已有70个城市开办了证券交易网点500多个,上海、深圳创建了证券交易所,1990年证券交易总量达100亿元。到1989年,在整个生产的投入物品中,计划分配的部分已不足20%,广东深圳等地不超过5%,全国工业品出厂价中的固定价约占56%,购进价中固定价约占65%②1。 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结构形态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这种意义上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其经济结构的转型按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