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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士族群体特征论略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和民族为古代文化史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两河流域的中亚文明等。然而，这些地区的文明发展不能说与古典文明无关，而是本质上是另一个文明体系，即所谓的文明之源。在人类文明史上,唯有中华文明可以说是一个例外,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其实,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历经劫难,有些时段甚至陷入困境。魏晋南北朝时代便是如此。 魏晋南北朝时期,前后大约四个世纪,在政治上,自秦汉以来形成的以汉族皇权为中心的专制统治崩溃,特别是西晋以降,漠北诸胡相继内迁,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黄河流域一度成为诸胡政权的统治区域,造成了有史以来历时最长、影响最著的北方民族融合的局面,中国古代历史进入了政局最为动荡、社会最为混乱的阶段,中华文明的传承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不过,在这一亘古未有的巨大历史变局中,中华文化非但没有因此陷于绝境而沉沦,相反却历经劫难而得以重生和升华,在此后的隋、唐时代出现了新的辉煌,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则在于当时汉族士族阶层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 家族与士族的关系 ——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化传承的关键之一 在汉代政治统一的社会背景下,学术文化的中心自然在政治中心的都城,太学及其相关的各级官方学校承担着主要的教育和文化传承的使命。不过,自汉末以降,除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外,长期处于南北分裂、东西对峙的混乱状态。与此相关,皇家的太学、国子及各级地方官学则时断时续,兴废无常,基本丧失了既往的地位与作用。在这种长期分裂与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世家大族往往成为学术文化的重镇或堡垒。陈寅恪曾明确指出:“盖有自东汉末年之乱,首都洛阳之太学,失其为全国文化学术中心之地位,虽西晋混一区宇,洛阳太学稍复旧观,然为时未久,影响不深。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P147—148)学术文化的“地方化”、“家门化”,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一个根本性的特征,要真正了解当时之社会文化现象,必须从研究士族文化入手。对此,钱穆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其相互间种种复杂错综之关系,实当就当时门第背景为中心而贯串说之,始可获得其实情与真相……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门第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可谓已尽一分之功绩。”(P184—185)因此,士族及其文化问题无疑是理解和剖析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历史与文化的一个关键。 魏晋南北朝时代,世家大族之于当时社会变迁和整个华夏文化传承具有如此关键性的作用,由以上所引诸位前辈的相关论断,自然不难明白。于是,人们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那些在中古时代长盛不衰的世家大族是如何取得其门第并凭借什么力量长期维持的?对此,有人强调世家大族的根底在于大土地私有制的保障;有人则强调世家权门及其人物对政治的垄断及其对皇权的削弱;也有人强调世族阶层的社会地位及其免役等相关法律制度的保护作用。这些看法都从不同角度或侧面揭示出中古世族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的原因,不无道理。不过,仅仅拥有财富未必能获得社会公认的“门望”;因缘附会地取得一时之政治权势,并不意味着成为世代为宦的“士族”。一般说来,世家大族或士族必须具有其鲜明的文化特征。余英时在论述汉代以来士族形成问题时明确指出:“士族的发展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推测: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在多数情形下当是互为因果的社会循环。”所谓“士族化”,“便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因而转变为‘士族’”(P222)。从汉代起,豪强要转化为“士族”,便必须走“通经致仕”之路。从这一意义上似乎可以说,文化是士族内在的规定性因素。田余庆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在《东晋门阀政治·后论》中特立“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一节,他指出,在士族形成过程中,“文化条件是其中之一,它有时也能起决定作用”,又说:“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世族或士族,在学术文化方面一般都具有特征。有些雄张乡里的豪强,在经济、政治上可以称霸一方,但由于缺乏学术文化修养而不为世所重,地位难以持久,更难得入于士流。反之,读书人出自寒微者,却由于入仕而得以逐步发展家族势力,以至于跻身士流,为世望族。”这都肯定了文化在士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士族社会地位形成后,文化往往成为士族门第的主要标志,以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其重要性更加突出。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