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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治理新格局 　　一、新时代社会矛盾的新发展、新特征 　　社会矛盾能否妥善处理，事关发展经济、保障民生和维护稳定。社会矛盾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基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不同界定而在内涵上存在差异。在宏观的哲学层面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认为矛盾无处不在，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一切矛盾产生的基础和根源，贯穿整个人类社会，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在中观的社会发展层面上，社会矛盾是指社会各阶级或阶层的冲突，而其他关系是阶级矛盾的延伸，具体表现为阶级矛盾、物质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在微观的现实层面上，主要体现为由于利益分配格局变化引起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对立、摩擦、冲突的互动过程与社会现象，例如环境矛盾、干群矛盾、征地拆迁矛盾、医患矛盾、城管矛盾、物业矛盾等。社会成员作为利益相关方往往能够切身感受到此类矛盾。“郡县治，天下安。”能否妥善处理好基层社会矛盾将直接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重要影响。 　　中共二十大报告将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视程度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报告中出现“安全”一词91次、“社会稳定”一词4次。同时明确指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进行专门、细致的阐述。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矛盾纠纷通常具体表现为医疗事故、金融证券、民间借贷、邻里纠纷、劳务劳资、山林土地、征地拆迁等问题。同过去社会矛盾纠纷多为民间纠纷不同，当下群众与社区、基层公共部门之间的纠纷更为凸显。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妥善处理好基层社会矛盾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一方面，新时代坚持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孕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变革催生各种利益，从而诱发了各类新型社会矛盾的产生。另一方面，新时代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观背景下，各种文化思潮碰撞融合，对原有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极易引发矛盾纠纷。因此，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追踪基层社会矛盾的新发展，牢牢把握基层社会矛盾的新特点。 　　第一，基层社会矛盾在产生根源上更为复杂。过去社会矛盾纠纷多为民间纠纷且大多源于民生利益；而当前社会矛盾除了民事纠纷外，往往还涉及公民与政府部门间的纠纷，其矛盾根源呈现出多样性、复杂化的特征。首先，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经济利益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作出选择的基本依据，也是产生矛盾的重要诱因。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长期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语境中，这些利益主要涉及民生领域，尤其是经济利益。其次，面临文化多元的挑战。多元价值的交锋使原有稳定的价值体系与行为方式逐渐产生冲突，特别是拜金主义的负面影响导致公众对精神文化生活不重视，过度强调物质生活往往会造成内心的焦躁不安。自由主义强调个体的特立独行，个体由于目标与利益的差异极易与他人发生冲突。再次，政策执行存在错位与越位的问题。例如，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面临房屋征地拆迁等问题时，由于政策执法不当也容易引发纠纷。最后，消极和对立的心理情绪滋生。社会偏见与社会歧视是强势群体针对弱势群体的一种社会现象，极易引起弱势群体的消极态度和对立情绪。少数受偏见者产生仇视心理，会以极端方式报复社会，从而造成新的社会冲突和反社会行为。 　　第二，基层社会矛盾类型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矛盾是社会关系存在冲突的普遍反映，是社会问题的现实性存在。在不同经济与社会政治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各不相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进入新时代以来，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揭示了民众需求与社会发展、自然环境之间的供需不匹配，民生需求已成为主要内容。以民生需求为主导的社会矛盾既包括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薪资、拆迁等传统的利益纠纷，同时还包括了民生权益、环境保护、土地流转、行政不作为等方面的新型社会矛盾纠纷。 　　第三，基层社会矛盾跨域属性更为明显。跨单位、跨行业、跨地区的“三跨”属性特征在目前的基层社会矛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这种跨域属性可以用“蝴蝶效应”来描述，表现在社会纠纷领域，即为一些不起眼的纠纷冲突通过个体间、个体与群体的联结而逐步放大，特别是在受到网络舆情的渲染和诱导后，极易演化为影响巨大的公共性事件。基层社会矛盾跨域属性大致有这几种情形：第一种是某单个部门的矛盾纠纷，通过舆论关注或人际传播发酵成跨部门公共事件。例如，某幼儿园虐童事件导致家长对全市校园安全焦虑的社会舆情，关注焦点从单个幼儿园演变为所有校园。第二种是某行业的矛盾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