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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冠上的昆虫类冠饰 蝉是中国古代最喜欢的昆虫。据考古资料显示，在山墙文化、良河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中，挖掘出了玉蝉，并在顶部和底部穿孔了。我想作为一个整体来装备。从那时起，蝉的保护功能一直在不断变化。商周时期蝉还作为装饰纹样饰于青铜礼器以及玉器上,作写实的具形或夸张的变形。蝉还作为随葬琀使用,是琀的主要实物形制。蝉的使用表明了古人对它的熟知和喜爱。作为饰品,是因为娇好的外形,给人带来了美的享受,表达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和渴望;作为琀用,则是因它的生命历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引发人们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从而寄托了人们的希求,即能象“蝉蜕”那样,实现“转生”和“再生”的愿望。 秦汉至宋明时期,蝉还是重臣的冠上饰物。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冠饰是最重要的饰物,因它一目了然地标明了他的身份和地位。冠上附以蝉饰就不会单单是因为有好的外形,还应具有特殊的含义。 一、 从“寒适用”看冠饰的价值和意义 古人认为蝉出于泥土,脱壳羽化,食露而生,具有“居高食洁”和“清虚识变”的特性,因而对其特别关注与敬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就有: “蝉脱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正是说明蝉脱离尘世而不染的精神。《毛诗陆疏广要》: “蝉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俭信。”这和儒家修身标准“仁义礼智信”是基本相吻合的,所以蝉也就成为儒家君子人格物象化的一种寄托。把蝉的高洁形容得淋漓尽致的要数晋代的陆机,他在《寒蝉赋》序中写道: “至于寒蝉,才齐其美,独未之思,而莫斯述。夫头上有,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享,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应候安节,则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则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岂非至德之虫哉?”对之推崇备至。蝉的生活情形和行为,启发了人们想象的空间,引发了古人无限的联想,把它的生活习性和人的高贵品质相联系,认为蝉应成为世人尤其是官宦之人效仿的楷模。所以,把它作为饰物饰于官员的冠帽之上,除因它娇美悦目的外形外,最主要的还是其象征意义,即用以表露追求和约束言行,这才是把蝉作为冠饰的最主要原因。 蝉为冠饰始于秦汉时期,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有关。赵武灵王为富国强兵进行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服饰改革,效胡服、弃深衣,也把北方游牧民族的冠帽引进并稍加改制,将冠帽上用于御寒下垂至胸的貂尾改为冠上饰物而插于冠的两侧,上以黄金为饰,以表尊贵。后赵武灵王传位于子赵惠文王,即以此命冠名为“赵惠文冠”。汉胡广曰: “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这里的“金珰”是加于冠前的一种圭形牌饰,以黄金为之,故名金珰。“貂尾”是貂鼠之尾,胡冠上的饰物兼有实际的保暖用途,引入后只有代表身份高贵之意。 二、 西汉景观中加饰之东北部 汉继承了金珰貂尾冠制,用于武官,因其形制高大,故称为“武弁”或“大冠”。《后汉书·舆服志》: “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皇帝左右的近臣也戴此冠,这时冠上的金珰附蝉、貂尾演化为一种权贵的象征。《汉书·燕剌王刘旦传》: “郎中侍从者著貂羽,黄金附蝉,皆号侍中。”颜师古注: “附蝉,为金蝉以附冠前也……而貂羽附蝉,又天子侍中之饰。”汉代“侍中”官职沿袭秦制,《初学记·职官》: “初秦置侍中,本丞相史也,丞相史五人来往殿内奏事,故谓之‘侍中’,汉因之。多以为加官”。侍中因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逐渐成为亲信贵重之职。《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侍中、左右曹诸史、散骑、中常侍,皆加官……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中常侍之名出现于西汉晚期,与侍中同为加官,西汉前期称为常侍或常侍郎,为皇帝宠爱之臣,职责是给事左右、职掌顾问应对等。侍中、中常侍作为皇帝近臣都要加珰饰蝉以为标志。应劭《汉官仪》载: “侍中,金蝉左貂,取金坚刚不耗,蝉居髙食洁,貂内劲悍而外温润。”“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珰左貂。世祖以来,专用宦者,右貂金珰。”从秦朝沿袭下来的中常侍之职,由士人任职时,按照礼制,帽子上装饰着“银珰左貂”。东汉光武帝以后,中常侍专用宦官充任,冠饰改为“右貂金珰”以别于前。《后汉书·宦者传序》: “自明帝以后……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貂尾和金蝉合称为“貂蝉”,蝉饰于冠额正中,貂尾则一般插于冠体之侧,侍中插左,常侍插右。这种形制在魏晋南北朝相袭下来。《晋书·舆服志》称: “武冠……左右侍臣及诸将军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则加金珰附蝉为饰,插以貂毛,黄金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 金珰、金蝉与貂尾皆属于贵重之物,它们加饰于宦官近臣的冠上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表示了帝王对他们的恩宠,也是和其他官员区别的一种标志。以蝉为饰,其实是暗示了君主对他们的一种希望和要求,即越接近于权利中心,更应廉洁自律,俭节守信。饰之貂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