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中的谋臣策士.docxVIP

《战国策》中的谋臣策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战争》不仅是一本重要的战国时代历史事实，也是一本影响当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散文杰作。历代评论家对《战国策》都给予充分肯定。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说:“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以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他把《战国策》中的许多篇章和诸子、屈原、宋玉并称,又与汉代的文学家扬雄、班固媲美。宋人王觉说它“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明人姚三才赞美它“雄辩变幻,自是宇宙间一种好文字。”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也指出:“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战国策》的确是古代最好的散文名作之一,它的精华所在,便是诸辩士论难的文章,和他们足以耸动人主听闻的议论。《战国策》一书几乎是一部论文集,这些论辩文具有雄辩犀利的论辩技巧,谋臣策士们能在对象顽固坚持己见的情况下,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意见,如《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章》《齐策三·孟尝君将入秦章》,特别是苏秦游说六国君主合纵拒秦,各国君主都欣然应允,缔结纵约,有的甚至表示“谨奉社稷以从”;而张仪为秦破纵连横,游说各国君主,说得各国君主都应允服事秦国。他们的游说竟能左右这些国君,使之言听计从。他们的论辩为什么具有这样大的力量呢?这除了他们具有丰富的社会生活知识,善于研究和分析时局发展的趋势,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善于揣摩,迎合各国统治者的要求和愿望外,更与他们的游说之词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不无逻辑谬误和诡辩成分)和高度的形象性,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巨大的感染力密不可分。本文拟就《战国策》论辩艺术中的逻辑问题作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游说的风气,春秋末期,孔、墨两家已倡之在先,不过他们当时或主张“以礼为国”,或主张止兵“非攻”,还没有象后来的谋臣策士的那种风气。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皆进行了政治改革,七雄在政治外交上或合纵,或连横,明争暗斗,一直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斗争。诸侯国君都希望自己或立为霸主,或成就王业,谋臣策士正是抓住这一点进行游说:他们或说之以理,用明显的历史经验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动之以情,以披肝沥胆之词感动对方相信自己的忠贞;为了让对方听从自己的主张,他们甚至可以把自己的脑袋赌上。清代学者顾炎武说,周末“邦无定交,士无定主。”这就活生生地写出了战国时期“以攻伐为贤”,凡事“利为先”的政治外交形势。这些谋臣策士对国内、国际的形势了解较多,无论是外交游说,还是内政辩论,分析起来往往入木三分。长期的游说和辩论使得他们获得了许多政治斗争经验和思想交锋经验,从而提高了语言艺术。久而久之,就慢慢地形成了一些逻辑形式。为了取信于人,难免有一些逻辑谬误和诡辩的成分。 《战国策》中的谋臣策士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大量运用推理。其中包括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和比喻推理。当然,其中也不乏逻辑谬误和诡辩推理。在推理和诡辩过程中,文章表现出高超的逻辑艺术力量,使《战国策》这部古典文学著作发出异人的光彩,表现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一、 理、假言推理 形式逻辑中的演绎推理,包括直言三段论、选言推理、假言推理和二难推理四大类。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特殊的一种推理过程,这种推理形式在《战国策》中运用很多。此处仅以直言三段论和二难推理为例。 (一) 从托子到长安君 《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章》801一文中恰当地运用了三段论。秦攻赵,赵求救于齐,齐要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赵太后不肯,群臣进谏不听,矛盾无法解决。在此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触龙自告奋勇,愿去说服赵太后。见到赵太后,他首先不谈以长安君为质的事,而从赵太后的饮食谈起,缓和气氛,使赵太后放松警惕,从而消除赵太后的对立情绪,使赵太后“色少解”。 第二步从托子谈到爱子,通过历史事实的分析指出:诸侯子孙,其继无有在者,原因是“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这是规律性的知识。由此而推出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人主之位尊、奉厚、重器多之子孙都是无功则不能自立。 小前提:长安君是人主之位尊、奉厚、重器多之子孙。 结论:长安君是无功不能自立。 可以说,触龙说服赵太后的出发点与众不同。其余大臣多从赵国危势出发,向赵太后说明长安君不入质齐国,国将危矣。赵太后出于爱子的缘故,死不答应。触龙在这种对立双方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去说服赵太后,可以说,又多了一重困难。但触龙言辞更多的是动之以情。他抓住赵太后的心理特点,避而不说国事,只谈家事和日常生活起居,消除赵太后的敌对情绪。然后从爱子的角度出发,十分含蓄地说明长安君日后的自立以有功劳为必要条件,而“为质”是长安君当前唯一的立功的机会,所以最后成功地说服了赵太后。可以说,触龙的说词,先动之以情,后晓之以理,情理兼施,说得赵太后服服帖帖,解救了赵国的危难。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触龙之所以得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