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买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共同犯罪.docxVIP

论买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共同犯罪 一、 司法实践中的做法 在司法实践中，妇女和儿童参与犯罪的介绍行为更为常见。由于我国刑法对介绍行为并无统一的界定,刑法理论界对于介绍行为的法律性质探讨较少,因此容易出现分歧意见。 案例1:被告人李中梅已生育两名女孩,得知安廷早系拐卖儿童的人贩子,遂请求其帮忙购买男婴“收养”。2008年1月,经安廷早联系,李中梅随安廷早去山西省忻州市收买被拐卖的男婴一名,李中梅向安廷早支付3.6万元。2008年10月,李中梅为王新芝介绍,王新芝(同案被告人,已判刑)从安廷早、谢长府处收买一名被拐卖的男婴。法院认为,被告人李中梅明知是被拐卖的儿童仍予以收买,并帮助他人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其行为已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法院依法对其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1 案例2:四川籍人黄某在山东省章丘市打工时生有一子,因家境贫寒、扶养不起、担心计划生育罚款等原因找同乡刘某帮忙把孩子卖出。被告人刘某得知后找到同乡顾某联系,顾某找到了想买个孩子的尹某。刘某、顾某、尹某三人一同到章丘看了孩子后,刘某与黄某谈好给黄1.1万元。刘某、顾某与尹某及其家人又去黄某处看了一次孩子后,尹某表示愿意要这个孩子,刘某、顾某与尹某商定,尹某出1.8万元买孩子。后刘某、顾某和尹某及其家人到章丘黄某处,尹某抱走了孩子,给了顾某1.8万元,刘某给了黄某1.1万元后,刘某、顾某分别分得5千元、2千元。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因黄某出卖自己的儿子,被告人刘某从中为黄某和买主介绍联系,起了“牵线搭桥”的中间人作用,虽刘某获利5千元,但拐卖儿童罪不是以获利为目的,因此该情节不予认定,刘某不成立拐卖儿童罪。2 案例3:2005年9月,被告人张红英在其婶婶苏引芬家中遇到一贵州妇女抱一女婴欲出卖,即介绍有意抱养女婴的亲戚王焕莲前来购买,并帮助双方商谈价格,后以6800元成交。2005年11月,被告人张红英从苏引芬处得知有一贵州妇女有男婴欲出卖,即打电话给其哥哥王秋栓询问是否要购买该男婴,王秋栓因价格偏高放弃购买。之后,王秋栓的邻居胡玉平打电话给张红英,表示有意购买。当日傍晚,张红英先到苏引芬家,与出卖男婴的贵州妇女商定男婴价格为1.5万元,然后将贵州妇女带至其家中与胡玉平面谈,后成交。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红英在两起犯罪事实中,对双方买卖儿童的意图是明知的,其行为符合拐卖儿童罪的主客观要件,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张红英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千元。3 以上三个案件中,被告人均实施了介绍买卖儿童的行为,但是不同法院对该行为的定性意见却不一致。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刑法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指的是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行为。介绍人在买卖之间仅起了介绍作用,而刑法并未将“介绍”纳入处罚环节。故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介绍买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不应认为是犯罪;第二种观点可谓之“有罪说”,认为介绍买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发生在买卖妇女、儿童犯罪者之间,对买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起到了介绍作用,对买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起到了帮助作用,应按共同犯罪处理。4但是,由于我国刑法对于买卖妇女、儿童的交易双方确定了不同的罪名,即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司法实践中对介绍者作为共犯的具体定性也不尽一致,有的将介绍者认定为卖方的共犯,按照拐卖妇女、儿童罪定罪处罚,有的将其认定为买方的共犯,按照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定罪处罚。持第二种观点的论者认为,“根据共同犯罪的理论,将介绍行为作为一种帮助或者教唆行为,从而以共犯认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比较好理解和认定。”5而持第一种观点的论者则对这一做法持否定态度,认为介绍买卖妇女、儿童行为有别于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的帮助犯,与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的教唆犯也有所不同。实践中存在介绍者既代表拐卖方又代表收买方的情形,对此不宜以某一犯罪的共犯处罚,其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介绍买卖妇女、儿童行为不成立犯罪,但是该行为又确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主张将介绍买卖妇女、儿童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犯罪,即增设介绍买卖妇女、儿童罪。6 显然,以上争议问题集中在三个焦点上。第一,介绍买卖妇女、儿童行为是否可以作为买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共同犯罪处理。该争议是关于介绍买卖妇女、儿童行为性质的争议,即该行为相对于买卖妇女、儿童行为而言是否具有独立性;第二,如何区分介绍买卖妇女、儿童行为是卖方的共犯行为还是买方的共犯行为;第三,介绍买卖妇女、儿童行为是否有独立成罪的必要。产生上述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刑法及司法解释并未对介绍买卖妇女、儿童行为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介绍行为成立犯罪的情形主要有如下两种:一是刑法分则将介绍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如介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