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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庸》的再认识 一、 焦点和场的语言 威廉ames和约翰霍尔在他们翻译的《仲恺》序言中定义了“西方世界”和“中国世界”之间的清晰边界。他们断言:不像西方世界中那样“是”或“存在”是“变”的先决条件,在中国世界里,“变”是“是”或“存在”的先决条件。安乐哲和郝大维这样写道: 中国世界是一个连续的、不断实现和转变的现象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根本的分离性。物不能理解为客体。没有这样一种客体性的观念,那么就只能有一连串不断变换的情况。物则溶于这种流变、这种永远变换的环境中。因此,物不是客体,而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和事件场(field)之中的焦点(focus)。一个没有绝对客体化,绝对实事的思维是一种过程的语言。会讲和能听懂这种语言就是在体验物或存在的流动(P10)。 既然世界是反映在其居民的语言中,中国语言也就与西方语言有着截然的不同。按照安乐哲和郝大维的说法,中国语言是一种“焦点和场”的语言,而西方语言则是全体和局部的语言。所以汉语是“基于一种由过程和事件相互作用的场的世界。在这个场里,没有一个单一的决定因素,只有在现象场中不断变换的焦点,而每一个焦点都从自己有限的角度来调强整个场”(P7)。西方语言则是强调本体取向的。它们反映了分的、客观的、基于永恒因素的世界。所以可以说,西方语言“更偏向于本体不变的世界,而不是现象变换的世界”。按照安乐哲和郝大维的描述,这种在西方世界占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