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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学主体意识的历史演变 一、 养气宜,气盛言宜 文学的“骨葬”在中唐时期得到了解释，它是基于古代古典文学和新音乐家族理论的启蒙。韩愈论文,与风化气骨相关者,在“气盛言宜”观,而“雄深雅健”正可概括其自我树立之风范。刘熙载《艺概·文概》曰:“昌黎谓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观此评,非独可知柳州,并可知昌黎所得于子长处。”又道:“《旧唐书·韩愈传》‘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二语,推韩之意以为言,可谓观其备矣。”柳宗元评韩愈亦云:“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迁与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赋》,退之独未作耳,若作之,加恢奇,至他文过扬雄远甚。”①1由上可见,韩、柳互相推重而共同标举“迁雄之气格”,应是不争之事实。这就启示我们,要深入领会其“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②2的“气盛言宜”观,绝不能忽略了“迁雄之气格”所包孕的丰富内蕴。 司马迁《报任安书》有云:“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在这里,“激于义理”的“义理”,可从其《史记·屈原传》之“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处去领会,亦可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之“《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处去领会,参照扬雄“或问: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①3之说,同时充分考虑到众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