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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监狱的技术发展与信息形态 监视效果的持续性技术 “圆形监狱”作为建筑理论最早出现于18世纪，由英国功利主义代表的丹钦提出。“圆形监狱”的设计包括中心的瞭望塔 ( 监督室) 及周边的环形建筑 (独立囚室) , 它具有向心可见性以及横向不可见性。在“圆形监狱”里, 囚徒有意识地持续可见以及被隔离的状态造成了其“被监视”、“被孤立”的心理而自我管理与规训;监视者可见而又不可确定的权力局势也带来了监视效果的持续性。“圆形监狱”作为著名的心理学建筑被认为是一种完美的权力技术。 20世纪70年代, 米歇尔·福柯发展了“圆形监狱”理论, 他认为社会性的监视是规训社会的基础与前提。他在 《规训与惩罚》中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 并将“圆形监狱”理论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整个当代社会。福柯认为, “全景敞视主义是一种新的‘政治解剖学’ 的基本原则, 其对象和目标不是君权的各种关系, 而是规训的各种关系。”1当前大数据技术涉及的隐私泄露、电子监视等问题, 与“圆形监狱”理论的核心要义达到高度契合。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已经使社会变成了一个数字化“圆形监狱”, 看似自由的现代社会密布着各种监视技术与力量。在大数据时代, “国家将不再需要围墙和看守塔来实现它在监禁和暴力方面的合法垄断。电子信息技术将取代这些措施”。2 数字监控:从大数据到全能型的监控 大数据时代的“圆形监狱”有别于建筑学意义上的监狱与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力监视。一方面, 它是技术发展的伴生物, 而非权力的暴力执行。大数据时代信息海量化, 并实现了从模拟状态到数字化的质变。从信息单位看, 它已经发展到了以PB、EB、ZB等为单位的指数爆炸增长阶段。从信息形态看,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基本实现了“数字数据”。 据预测, “2013年, 世界上存储的数据能达到约1.2泽字节, 其中非数字数据只占不到2%”。3大数据时代信息的数据化和数字化提高了信息的再利用率, 但同时也意味着全方位的“数据监控”。 另一方面, 它并不单纯是技术的产物, 而是技术与实践结合的结果。大数据时代的电子监视力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生成机制, 通过对技术的不断实践与多重链接, 人们将到达隐私透明化的境地。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圆形监狱” 与建筑学上的“圆形监狱”相比更具有隐蔽性, 不仅降低了“囚徒”的心理防线, 而且吸引受众参与监视网络的建造, 它带来的不是“囚徒”的自我管理与规训, 而是对技术的沉溺与享受。 大数据时代的监视和电子监视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颠覆了以往人类健忘的生理机制, 并将社会设置为记忆模式。互联网、手机终端、社交媒体、 物联网等媒介全方位记录用户的行为数据;银行、医院、政府机构收集用户的相关信息, 并形成庞大的数据库。个体公民对于数字化“圆形监狱”的完美监视, 或毫无察觉, 或一蝉难鸣, 最终只能导致寒蝉效应, 全社会欣然接受完备的电子监视。同时, 大数据时代的监视是一种通过人们对技术的不断实践而形成“根监视”。大数据时代, 网络应用已经从一种娱乐方式发展成为一种生活状态:QQ、微博等社交媒体成了联络人际关系的必要工具、物联网代替了传统购物、网络存储内容超过离线存储内容……不仅如此, “公开个人信息”已深深地嵌入了全球青少年文化中。当前, 有关个人隐私的数字化信息已遍及社会各个角落, 虽然零散、无秩序, 但当数据提取分析系统完备之时, 也将成为监狱惩罚的到来之际。 监视与使用个人隐私 福柯把“圆形监狱”比喻为现代的惩罚式社会。在大数据时代这种惩罚更加深入, 不仅仅是日常行为被监视, 未来行为也将被预测。当前大数据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又一富矿, 不少有实力的企业已经着手开辟“预测”市场:QQ、微信等社交媒体通过监视用户的社交网络, 预测并推送“可能认识的人”;亚马逊、淘宝等电商通过记录用户的购买及浏览行为进行相关推荐……大数据的潜在经济价值, 不断刺激企业对用户相关信息数据的挖掘、分析和利用, 这也意味着在大数据时代保护公众隐私的法律将失去效力, 并且使监视与使用个人隐私的行为合法化。中国网民数达5亿多, 在大数据时代, 这批实现数字移民的人将被技术无情地监视与预测, 成为数字化“圆形监狱”中的囚犯, 并接受监狱惩罚。在电影《少数派报告》中描绘了一个未来可以被准确预知的世界, 而罪犯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就已经受到惩罚。这样的社会不是虚幻的, 正是不受限制使用大数据导致的结果。大数据时代技术对社会的惩罚, 不在于它对人类行为的监视, 而在于它对未来行为的预测。 数字记忆与信息安全的应对对策 面对大数据营造的数字化“圆形监狱”, 维克托·迈尔- 舍恩伯格站在理性的角度提出了应对数字化记忆与信息安全的6大对策, 包括数字化节制、保护信息隐私权、打造良性的信息生态等, 旨在预防或减轻数字化记忆对信息权力与时间构成的挑战。大数据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