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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敬与《御选唐诗》 四书之臣陈廷景称赞：“文字繁重，人言已老，人言已来，语言流利，海洋语言无关，也可以说是和谐的声音。”（第2344页）。可以说是公正的。因此，他在康熙的选举中指导并创作了唐诗。 一、 文心和文士文士的成员构成对和声盛的社会原因:文心传,诗独,陈廷敬 首先,康熙之所以钦命陈廷敬主持编纂《御选唐诗》,是因为陈氏在政治和文学领域具有双重优势。陈廷敬侍从康熙四十余年,虽为君臣,亦为师生。康熙曾高度评价陈廷敬等人:“朕政事之暇,惟好读书。始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乐此不疲,继而张英、陈廷敬等以次进讲,大有禆益”(pp.1624-1625),可见陈氏在康熙心目中具有帝师地位。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三月,疏乞终养的李光地辞行之时,与康熙论及当世文人,也曾言及陈廷敬,对其诗歌地位有所言及。 (康熙)“此时笔下好底有谁?” (李光地)奏曰:“皇上所知如徐乾学果是笔下来得。” 上微笑,徐曰:“诗须陈廷敬。” (李光地)奏曰:‘诗诚莫过于他。’”(p.493) “诗须陈廷敬”的美评出自康熙之口,一方面表明君臣二人的特殊关系,同时也确实反映了陈廷敬本人的诗歌实力。因为李光地本人亦如此认为: 泽州天姿好于阮亭。阮亭讲究体制、声病工夫多些,又通声气,四方问业者多。问业者不过利于得他一篇序文,可以为刻编之光,故声名较大于泽州。泽州闭门谢客,觌面冰冷,以此声名逊阮亭,实在也不差甚么。本朝大老,能诗者四人:立斋、俨斋、泽州、阮亭。泽州还去看古人诗,久后亦逼得出几句,有些古人气味,便觉不同。(p.901) 李光地将当朝“大老”能诗者,圈定为四人:徐元文(立斋)、王鸿绪(俨斋)、陈廷敬(泽州)以及王士禛(阮亭),而将陈氏视为其中之最。康熙与李光地异口同声的褒扬想必不会毫无因由。“陈廷敬既然‘以文章为职业’,又躬逢盛世,自必歌功颂德”(p.136),也就是说和声鸣盛是他的“本职工作”。 其次,陈氏的诗学倾向,符合康熙和声鸣盛的实际需要。陈廷敬政坛和骚坛双重领袖的身份,推促着他必然坚守儒家学者一以贯之的功利观。文以载道是其核心理念:“夫文以载道,诗独不然乎?自昔宋初学者,祧少陵而宗义山,虽以欧阳公之贤,犹舍杜而学韩。欧阳公诗不逮文,固无可论,然亦岂非以韩诗之为尤近于道与?”(p.547)在《史蕉饮〈过江诗集〉序》中,陈氏亦言:“夫诗之为物,发乎情,止乎礼义。其至者,足以动天地而格神祇,穷性命而明道德”(pp.548-549),可见儒家之“道”在陈氏心目中的地位,显然,这符合统治者和声鸣盛的需要。 康熙推崇唐诗,时人多如此认定,作为日近天颜的陈廷敬岂能不心领神会?他所标举的唐诗大家正是杜甫,完全迎合着康熙的宗唐趣味。他虽无论诗专著,但其《杜律诗话》自当是他推尊杜甫的旗帜。康熙也曾将杜甫和李白赞为“唐诗绝调”(p.24)。君臣二人的诗学倾向很相似,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正月以《览〈皇清文颖〉内大学士陈廷敬作各体诗清雅醇厚非积字累句之初学所能窥也故作五言近体一律以表风度》赐之:“横经召视草,记事翼鸿毛。礼义传家训,清新授紫毫。房姚比就韵,李杜并诗豪。何似升平相,开怀宫锦袍”(p.361),表彰他的人格和诗风。而“清雅醇厚”的诗风论定,完全符合康熙“和声以鸣盛”的要求。由此不难理解其师李霨和同僚徐乾学对其《北镇集》的评价,无论是“穆如忠孝之思,沨乎雅颂之遗音也”(p.457)的赞美,还是“煌煌乎雅颂之遗,所以黼黻当世而润色鸿业”(pp.458-459)的评价,都把握了陈廷敬诗歌的精神内核。 最后,也是最现实的一点就是,康熙朝晚年的汉大学士,只有陈廷敬是主持编纂《御选唐诗》的最佳人选。根据《清代职官年表》统计: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即陈廷敬升任内阁大学士的当年,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即陈氏逝世之年,汉大学士有保和殿大学士吴琠、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pp.31-34)等四人。吴琠不仅文名不如其他三人,同时去世较早。李光地精力主要在经学,诗文相对逊色,纪昀等即认为李氏“所长在于理学经术,文章非所究心”(p.2349)。故能够与陈廷敬相伯仲的就只有张玉书,但张玉书的诗文依然无法媲美陈廷敬,李光地即云:“其文其诗都是无气概,你要说他不好,却句句稳当。即如时文,虽无熊次侯、韩少宰之笔气,然亦无甚败阙也”(p.680),将张玉书和同为古文大家的顺治六年(1649年)榜眼熊伯龙以及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状元熊伯龙相媲美,应该说比较公允。他们的诗史地位均无法与陈廷敬抗衡。可见,康熙选定陈廷敬担此重任,顺理成章,只可惜陈氏本人未见此书刊行,即已辞世。 二、 和声以鸣盛,诗教教化人 《御选唐诗》成书于陈廷敬去世后的第二年,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关于本书的编纂,康熙的序交代甚悉: 古者六艺之事,皆所以涵养性情,而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