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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学术贡献与学术问题 说到鲁迅的学术著作，科学家们同意《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文学史素描》。此外，还有许多文本搜索文本和一些科学演讲。至于那些以杂文笔调写作的文章,虽然亦有涉及重要的学术问题,包含着深刻的理论见解,但往往却被排除在学术领域之外。 这是一种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形式主义见解。 其实,一篇文章有无学术价值,并不在于它的表述方式是否符合学术规范,有无学术文章的形式,而要看它是否真有学术内容。有些专题著作、许多高头讲章,虽然写得相当规范,学术文章形式上该有的东西,一样不少,却是独缺创见,只不过人云亦云,以拼凑、复制为能事,这种著作不能给学术增添任何东西,其实并无学术性可言。另一种文章,在形式上超越规范,看似任意而谈,却是有感而发,表面上看来,不像学术文章,其实却提出了重要见解,在理论上自有建树,对学术能起推动作用。鲁迅的许多杂文,就属于后一类。 鲁迅的杂文,都是具有现实的针对性的。他所面对的,有属于政治问题,有属于社会问题,亦有属于文化思想方面的问题。即使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鲁迅也总是将它和文化思想问题联系起来看,探寻其历史根源,所以,鲁迅的许多杂文都包含有学术理论见解,也可以算是学术随笔。而且正因为其有现实的针对性,所以对学术发展所起的作用更大。鲁迅与学院派文人学者不同,他无意于追求理论的系统性,也不想创造什么学术体系,他所关心的是现实斗争,只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对现实的学术文艺起推动作用。正如他在《华盖集·题记》中所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是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多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体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这里虽然说的是短评与创作的关系,由此也可见他在学术上的态度。 鲁迅既然以战士的姿态现身于文坛学界,他当然对旧的文化思想有所批判,同时也必然要提出自己新的见解。何况他又并非一般的战士,而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旗手,因此,他的学术主张和理论观点在现实中必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忽视这种影响,就无法说明中国现代文艺和学术的发展历史。 基于此种见解,当上海古籍出版社约我为他们的蓬莱阁丛书编选一本除《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此二部分,另出一书)之外的鲁迅学术文集时,我就将他那些虽无学术文章的形式,而实则有着深刻的理论见解,而且在现实中也的确起过重要作用的杂文、序跋和译文附记等等,也都编选进去,一虽然由于篇幅的关系,仍删落了不少。我以为这些文章,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学史上,实在要比那些空泛的专著和讲章来得重要。 全书按照所论问题,分为五个部分:旧文明批判;文化史研究;新文艺概观;翻译文学论;语文改革说。各类文章则以写作或发表的日期为序,加以排列。但因鲁迅的文章并非专论,所以颇难严格分类。而且,他是主张撰写科学论文时,“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的;并认为:“‘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所以他在谈文化史时,每不忘批判旧文明,而叙往事的目的,也总是为了针砭现实。因此,这里的分类,只能是相对的了。 但为了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鲁迅文章的现实针对性,我在这篇导读中,仍将循着文集中所分的五个部分,对这些观点提出的历史背景,略作介绍。 一 马克思恩格斯之非 鲁迅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他自述创作小说的目的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而他之所以要写杂文和评论,则是为了进行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因此,对旧文明、旧社会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和评述,是他写作的首要任务。 还在1907—1908年间,他在日本留学时所写的《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等文,就开始了对中国的旧文明进行批判,对国人之妄自尊大、抱残守阙,深表忧虑。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这种批判的火力就更加猛烈。比如,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长篇论文《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随感录》中若干篇章,就是针对中国传统的夫权思想和父权思想而发的,而这两种思想,在中国封建伦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三纲五常中的两个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值得引起重视。那么,三纲中的第一个纲:君为臣纲,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君权思想,为什么倒不作专文来加以批判呢?这与鲁迅批判工作的现实针对性有关。盖因当时帝制已经推翻,共和国宣告成立,虽然有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事件,但都以喜剧形式告终,这说明,帝制之在中国,已被抛弃,君权思想很不得人心。尽管有人还在讲什么虚君共和,也有人提出驳斥,但显然已非人们关注的热点,所以鲁迅不在这方面多花笔墨,而将批判的锋芒对准夫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