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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国际监管工具与评价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金融资本也实现了全球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主要特点是金融资本的强化、创新和附加、基金化、机构化和金融混合工业化，这为国际资本在全球的快速流动和重组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但90年代以来与国际资本流动密切相关的区域性金融危机,表明了这样的趋势:国家监管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有序的国际资本市场的形成,需要更高层次的国际监管工具和机制,本文对五种国际监管工具进行前瞻性讨论和评价。 一、 金融危机的金融稳定风险加大,需要提高金融机构的稳健性 对金融机构的审慎要求是从微观机制上限制国际资本异常膨胀和流动的基本途径,目前IMF强调对金融机构的审慎框架应包括以下领域:会计制度、监督报告、公开披露;审慎监管、跨国监督和银行基础设施。但是从实践中看无论是国际性、区域性或国家监管仍然致力于提高金融机构的稳健性。 在金融机构受到审慎监管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以游资制造区域性金融泡沫的投资获利可能下降,国际资本流动的交易总量增长可能受到一定限制,与外汇交易相关的金融衍生风险也得到了一定控制,因此爆发区域性金融危机时,来自银行系统的恐慌性的资本外逃的可能性降低,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大量逃离的主要是各种基金,跨国银行和跨国公司在亚洲的投融资和FDI相对要稳定得多。对审慎监管的争议主要是担心其可能弱化各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目前日本正陷入这样的两难中。 二、 国外多国信息披露机制 国际资本流动风险的增加与信息的不透明性密切相关:金融机构从事衍生品交易时,其国际投资活动属表外科目,和从事银团或证券交易相比,其可能的风险和收益更不确定,如果国家和公众不能全面掌握其动态交易策略的确切性质,就会使金融的危机程度不可估测;监管人员和评信机构在缺乏透明的资本交易信息的情况下,也很难评价金融机构或区域资本市场的稳健程度。有效的信息披露不仅可以提高资本市场的分配效率,更可以在出现局部金融动荡时降低恐慌预期的蔓延,而后者往往是导致资本市场乃至金融体系崩溃的直接原因。 90年代基于资本流动信息的国内披露进展较快,美国甚至在1998年初推出了纳斯达克系统,在这个透明界面前纽约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可以了解所有对手的交易情况。而与资本流动有关的多国信息披露主要是采取政府央行的谅解备忘录的形式进行,根据国际证券协会的统计,至1994年已有66个双边或多边的谅解备忘录及类似协议,目的是交换信息、技术和法律援助,以及建立合作监管框架。 对资本流动的多国披露框架则有美国国际金融研究所1994年8月的报告、1994年9月国际清算银行的费雪报告、1994年10月美国金融会计标准声明等,最引人注目的是1995年4月开始,IMF着手对公众在互联网上提供包括资本流动在内的金融统计数据的国际披露工作。到1996年4月通过了两个标准,一是公布数据通用系统(GDDS),它是适用于成员国的指导标准;二是公布数据特殊标准(SDDS),面向参与或寻求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的国家。到1997年4月参与国际披露的国家已达42个,它们将最迟到1998年底之前用上述两个标准对本国标准进行调整以披露标准信息。 目前制约国际资本流动信息的多国披露机制深化的主要问题在于两个,一是信息披露的会计规范进展缓慢。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创建于1973年,到1992年才形成了目前的31条国际会计准则IASC;但是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也仍然在北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统一的准则,那么针对国际投资的多国信息披露的意义并不大。以I-ASC取代GAAP恐怕很困难,较可行的方法仍是对彼此准则的相互认可协议和多重管辖披露制度;二是信息披露的适度问题。许多跨国银行之所以能够从国际投资中获利,往往与其特有的、较先进的内部资产风险定价模型和风险管理系统有关,过多的披露将直接损害其金融创新和内部监管能力;国际资本流动的巨大规模也将导致投资者和监管者对过分微观的信息无所适从,什么是最佳宏观信息披露、对不同的金融机构是否应采取差别政策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三、 国际评信是金融资产的重要支撑 在80年代以前,新兴市场上债权人和债务人主要是跨国银行和发展中国家,借贷双方的相互合作使对国际资本的评估通常由具备评估和监督国家信用能力的银行来提供。但在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金融资本来源迅速多元化,各种形式的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大量涌现,在国际资本市场参与融资活动的国家在过去两年则增加了一倍,从事国际业务的金融机构数量亦在激增中。原先国内金融监管当局以GAMEL标准(资本、资产、管理、收益和流动性)或ROCA标准(风险管理、经营、资产、资本)对国内金融机构评信已经不能揭示跨国银行进行国际资本调度的绩效,这就需要独立评信机构能够为资本市场披露较可靠的信息。 国际评信主要通过影响评信对象的融资条件发挥作用。当特定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