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新解.docxVIP

宋初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新解 宋代学者对“全弃”的“立制与立范”有许多解释。如果我们想在历史上看到一些细节，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说法是不可验证的。但宋人曾经那样表述,也大多那样相信,这实际上反映出宋人的“本朝史观”问题。今人做宋史研究,离不开宋代的史料,当然也不能脱离宋人对于宋代史事的理解。但我们不能不意识到“理解”与“史实”既相关联,又具有性质上的不同。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需要把层层包裹的解释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 在学界对于北宋初期朝廷政策的讨论中,“文武关系”是重要的议题之一。近一二十年来,有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1。在以往的研究中,论者经常引述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以及“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说法,以其作为判断文武关系的重要指标。事实上,提倡“读书”与“用读书人”,在宋初的历史上经历着曲折渐进的过程;在宋人的相关说法中,有事实,也有叠累式的塑造2。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与宋初的“读书”、“读书人”(“书生”)以及文武关系相关的二三说法,希望能够藉以加深我们对于宋初实际变化过程的理解。 一 《三朝训鉴》的记载之“欲令武臣欲读书” 从宋代的史料看,太祖赵匡胤曾经大力提倡“读书”。据《宋史》卷一《太祖本纪一》载,建隆三年(962)二月3,太祖曾经对其侍臣们说: 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 结果,“左右不知所对”。类似的记载,也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建隆三年二月壬寅条:上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近臣皆莫对。 这种不知如何作答的懵然,正说明这一话题在此前从来未曾提上议程。李焘继而在按语中引述李沆等人的话说: 史臣李沆等曰:昔光武中兴,不责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义,夜分乃罢。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可谓有意于治矣。近臣不能引以为对,识者非之。 朝廷上话题的转换,使人们察觉到时代变迁的迹象。如今看来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在宋人眼中却被认为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这同一段话,在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中,有着不尽相同的记载: 太祖闻国子监集诸生讲书,喜,遣人赐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 《涑水记闻》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两处记叙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司马光提到太祖这一号召的背景以及明确要求武臣“读经书”以通治道。 将奖赏国子监“集诸生讲书”与“欲令武臣读书”联系起来,使人们感到赵匡胤胸中综合考虑文武治道,已经展布开相当宏阔的目标。据司马光所说,这一叙述出自李淑等人编纂的《三朝训鉴图》(卷一)。范祖禹《帝学》卷三的记述,较《涑水记闻》更进一步: (建隆)三年六月,以右谏议大夫崔颂判国子监,始收生徒讲学。帝遣中使以酒果赐之,因谓侍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 他索性将“欲令武臣读书”事系于是年六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则不把两件事情“捆绑”处理,在考订了“聚生徒”时日的基础上,逐一分别记载,他在注文中说: 赐崔颂等酒果,据《实录》在此年六月。《崔颂传》亦云:“三年夏始聚生徒。”《宝训》载武臣读书事乃因赐颂等,误也。 倡导武臣读书,寄寓着太祖对于规约、引导武臣的关心,目的在于使其“通治道”,而不仅是善兵机,通谋略。要求武臣“读经书”的说法,仅见于司马光笔下,究竟太祖是否曾经把武臣读书的范围指示得如此清楚,遽难断言。就赵匡胤“黄袍加身”前的个人经验而言,他将读书的目的解释为“广闻见,增智虑”(卷七),所读之书似乎涉及颇广;登上帝位之后,尤其注意前代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据《元城语录》所载刘安世语说,“(太祖)极好读书,每夜于寝殿中看历代史,或至夜分”。而面临着宋初“初定天下,扫五代之失,日不暇给”(卷二)的情形,作为君主向武臣所倡导者,显然又不是要人人都去博览群书,成为“有脚书橱”。考虑到太祖对于建立君臣秩序的强烈关心,则“读书”之要义,恐怕不在于研习某些具体内容,更在于转向“文治”的姿态,在于营造一种上下、尊卑次第井然的氛围。而“经”“史”在这一关键“大纲”处自有其独到作用。 《演繁露》续集卷一《太祖右文》条,使我们看到程大昌对于“欲令武臣读书”一事的理解: 五代间凡为节度使皆补亲随为镇将。镇将者如两京军巡、诸州马步军判官是也。此等既是武人,又皆有所凭恃,得以肆为非法,民间甚苦之。太祖微时深知其弊。建隆二【三】年二月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近臣皆莫对。 程大昌把武臣读书事与纠镇将扰民之弊联系起来,寓示着一种可能性:即太祖在当时是希望通过读书改善武臣参与“为治”的方式。联想到“宋初诸将,率奋自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与屠狗贩缯者何以异哉”(卷二七五)的现实,太祖确实有提高武臣素质的用心。但是,“欲令武臣尽读书”的深刻用意却不在于此处。赵匡胤自己点题说:读书“贵知为治之道”;而这“为治之道”背后的潜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