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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夫权与理学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是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男女的结合形式是“以姓氏为中心，以影响寺庙，以影响后代”。1婚姻成立后,夫妻间名义上是平等的,《白虎通·嫁娶》云:“妻者齐也,与夫齐体”;《礼记·丧服》曰:“夫妻一体也”,然而这种“夫妻一体”实则为“妻合于夫体”,父子兄弟是“天合”,夫妻是“人合”、“义合”,妻的人格完全为夫的人格所吸收。以家长制大家庭为基础、以身份等级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等级差别就是“男尊女卑”。“男尊女卑”的等级差别和社会观念在夫妻关系中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夫为妻纲”、“夫尊妻卑”。《仪礼·丧服》云:“夫者,妻之天也。” 妻之于夫,犹卑亲属之于尊亲属,是显而易见的。在清代,理学成了统治阶级所尊奉的正统学说,夫权、贞洁等理念具有深厚的生存土壤,礼法所认可的夫妻关系依然是一种不平等的尊卑关系。通过对《大清律例》与刑科档案的考察,2笔者认为,清代的夫权主要包括财产权、教令权、休妻权、嫁卖权与杀妻权等。 一、 妻有私财在婚姻家庭的地位 家事统于一尊,财关尊者,因此《礼记·曲礼》云:“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故从礼制而言,在家财之目标下,不仅妻没有私产,即便夫也没有财产权。因此,本文所指夫之财产权是相对而言的,概念仅框定在夫妻关系中,而非整个家庭关系中。 一般而言,在夫妻财产关系中,夫可自由处分家产(包括妻子的妆奁)而不受限制。而对于妻子一方,《礼记·内则》云:“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妻没有财产所有权,否则就构成七出中之“窃盗”罪名。在清代,为人妻者能否取得财产,律例并未明文规定,而《大清律例·户律·户役》“立嫡子违法”条规定:“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该条例言明,为人妻者无法单独取得财产,她仅能通过其所生之子或立继的嗣子,才能取得财产,一旦夫死要另谋改嫁,则不仅其夫家财产,包括其结婚时父母给其置办的嫁妆,她都无自由处分之权,要听由夫家的人来决定。这也难怪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要说:“围绕夫家家产,妻本人的持分是不存在的。因此,只要夫活着,妻就隐藏在夫之背后,其存在就如同等于零。”3 《大清律例·户律·户役》“卑幼私擅用财”律条又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十两,笞二十,每十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同居尊长,应分家财不均平者,罪亦如之。”在夫妻关系中,妻卑夫尊,妻子义同卑幼,如果妻子不经丈夫的同意,私自擅用本家的财物,是不被允许的。如乾隆四十六年,山西司“灵石县民妇赵张氏商同伊婿张翔鹄勒死伊女张赵氏”一案:4张赵氏窃取夫张翔鹄银钱,欲偿赌欠,被张翔鹄搜获,向其责骂,赵氏躺倒哭骂。张翔鹄因赵氏不守妇道,想要休弃,便告知妻母赵张氏,令其将赵氏领回。此外,哪怕是妻私取财物接济娘家也不行。如乾隆三十一年“刘兰勒死伊妻李氏”一案:5刘兰怀疑妻李氏持米外出换布私赠母家,责骂李氏,李氏不听管教,还欲寻死,因此刘兰起意将李氏勒死,另娶成家。刘兰依故杀妻律,拟绞监候。本案刘兰勒死其妻的起因即是怀疑李氏私助母家。 但实践中也有妻有私财的个案。如嘉庆十四年,陕西司 “郃阳县民人柳学义勒死伊妻李氏移尸图赖王孟科”一案中,6提到夫家的一头牛“系伊妻用钱置买”,以致王孟科戏言“柳学义不像有牛之人,除非伊妻养汉挣来之言”随口斥骂时,便心疑骂出有因。最终导致柳学义勒死伊妻李氏移尸试图诬赖王孟科。案中虽未详及柳学义之妻买牛钱来自何处,然而,伊妻因此遇害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妻有私财的严重后果。 上述案例充分说明了夫之财产权的支配性地位。按照滋贺秀三将女性的财产地位放在“父宗”和“夫宗”下的不同理解,女性由于婚姻而取得夫宗的地位。由于女性在社会性的意义上被排除在“父宗”之外,因此她不能承继来自“父宗”的财产。女性在“夫宗”的地位则是由“夫妻一体”的原则来决定的。“夫妻一体”并非是一种承继关系,这与“父子一体”有本质上的不同。从祭祀的角度来看,妻并不以夫为祭祀对象,而是与夫共同祭祀祖先,并与夫同受子孙祭祀。按照这一原理,家产就是丈夫的家产,所以他可以自由处分。7 虽然妻没有财产的所有权和处置权,但在夫妻关系中,女性一旦为妻便与夫合体,即如汉哀帝所说的“朕闻夫妇一体,诗云:谷则异室,死则同穴”,8妻在夫妻关系中基本的财产使用权还是能够得到保障的,特别是在夫亡之后,妻在夫家可以依据不同情况而拥有不同的财产权利。首先,“有子寡妻”与儿子可以作为一房共同承受家产。其次,无子寡妻虽然也可以承受一房财产,但也有立嗣的义务。而在绝嗣的情况下,寡妻常常会立下遗嘱,将家产的大部捐给宗族,而由宗族代行祭扫,户绝而祭祀不绝。再次,在家产分析时,妻与夫一样,可以得到养老膳田、膳钱,或者是轮流被奉养。9然而,以上夫亡之